2009年7月28日 星期二

Liu's Comments on Mao:------

「邓小康」是个猪圈

作者:刘晓波

--------------------------------------------------------------------------------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在事实上,他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狂妄,自奉爲人民的慈父和改革的总设计师,而人民不过是受他操控和恩赐的群氓。

1984年中共执政35年大庆时,邓小平检阅三军和接受亿万民衆欢呼时的感觉,从他个人成就的角度讲,是他漫长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颠峰体验──既是 他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显示他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的时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耻辱的时刻;既是他真诚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时刻,也是他底气 十足地自以爲绝对正确的时刻。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达成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协定;还是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被美国《时 代周刊》选爲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领袖终于得到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认可,又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独裁者的狂妄。

最受吹捧著们赞扬的“邓小康”,即到本世纪中叶是国人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如何实现“邓小康”目标,邓提出了“三个有利论”。他说:“我们评价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 到持续发展。”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在对比邓的低调实用主义与毛的高调理想主义之时,显然是褒前者而贬后者。然而,邓的实用 主义政治智慧确实典型的猪哲学,他以猪的智力理解人性,用喂养猪的手法对待人的欲望,“政局稳定”就是要修好“猪圈”,改善生活就喂饱“猪们”,发展生産 力就提供足够的“猪饲料”。换言之,他只许诺给民衆以小康的温饱,却认爲中国人愚昧得还没有资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预言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发展下 去,2050年的中国在经济上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却无视在不可阻挡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的另一种未来,人性的另一种不同于猪的生存 方式。难道中国人永远只配像猪一样靠统治者喂养的方式生存,只配被关在极爲狭小的猪圈式的空间内,过那种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的动物生活,而不配争取到以自 由来安身立命的人的生存吗?

邓的小康论,不仅是极端蔑视人性“喂猪论”,还是极爲残忍的敌视民意的狂妄:只允许吃饱的民意对“总设计师”的感恩戴德和逆来顺受,而不允许民意对大家长提出质疑,更不允许民意拒绝家长式恩赐。

邓蔑视人性和敌视民意的狂妄,集中表现在他制造的六四大屠杀上。他在解释之所以要镇压学生时说:“(学生)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 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 “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 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

当1984年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时,那些学生娃就是可爱的。而当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表达自由民主的要求时,学生们就是在“ 闹事”,就是破坏建设,就有重回“文革”混乱的危险,就要不能“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来说服学生,而只能采取坦克、子弹和刺刀来镇压。也就是说,对于民 意,邓和毛一样,先是摆出“大家长”的面孔,把民衆当做他邓小平的孩子,用“闹事”来侮辱民意,用“动乱”来训斥和恫吓民意。邓要得是被奴役者的俯首帖耳 和感恩戴德,一旦民意不再驯顺,不再感恩戴德,或者说,国人一旦达到不仅反暴君、也要反仁主的觉醒,大家长的仁慈就立马变成“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的屠夫 狰狞。

因爲,自奉爲“明君仁主”的独裁者,最无法忍受民间对其仁慈的拒绝:我已经给了你们温饱,你们还要怎麽样?所以,对于想跃出猪圈的猪们,格杀勿论!

无论从六四后中国改革的畸形发展的角度讲,还是从中国长远的未来发展的角度看,邓所描绘的中等发达的“小康生活”,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发展和进 步”的整体观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严的人性的多样化欲求;邓维护社会稳定的喂饱逻辑和屠夫逻辑,更与人类最低的底线文明背道而驰。这种猪哲学对中国人 灵魂以及社会伦理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其程度并不比毛的乌托邦的破坏性小多少。特别是对于坚持一党独裁的体制来说,与其说邓理论是对毛思想的修正或颠覆,毋 宁说邓所倡导的猪哲学正是对毛的斗争哲学失效后的最好填补,正如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依靠儒道互补一样。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和培 育健全的任性来说,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药,而且是致灵魂于瘫痪的剧毒。

2004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转载自《议报》16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9/1/2004

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毛泽东如何杀人——读杨继绳的《墓碑》

毛泽东如何杀人——读杨继绳的《墓碑》

来源:《人与人权》12月号
与纳粹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相比,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持续时间更长,屠杀面更广,手段更残酷。

2008年,中共现政权眼中的奥运年。

2008年,中共毛泽东政权制造“大跃进”人祸50周年。

在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历史仍然是政治禁忌的今日中国,当胡温政权用金钱和恐怖确保北京奥运成功之时,感谢杨继绳先生(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著名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关于大跃进的历史,这是我所读到过的最为震撼人心的记录,的确是压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墓碑。这块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墓碑”由80万个汉字建成,每个字都在血泪中浸泡过,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和亲临历史现场的调查,记述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并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可谓再现了史无前例之人祸的全景图。

这块墓碑的重量,足以压垮金牌第一的辉煌,也足以让“崛起大国”的神话变得轻如鸿毛。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当年,面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然而,在今日中国,不要说为半个世纪前的几千万死者立碑,就连大饥荒本身都还是禁忌,杨继绳的巨著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为了修筑这块“墓碑”,杨继绳先生历时十年,不仅披阅了近千万字的原始资料,而且亲身前往大饥荒严重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永久的墓碑——【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中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但杨继绳先生并没有停留于历史记录,而是深入地探究了大跃进的根源。他在“前言”中告诉读者,这场大规模的人权灾难之所以发生,毛泽东及其独裁集团固然是祸魁,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愚昧大众也负有责任。

杨继绳先生的反思是坦诚的、勇敢的,基本围绕着自己的亲历展开。他的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他也亲眼目睹了家乡“一片死寂”的惨状,但是,如此惨烈的现实并没有让当时还年轻的他有所醒悟,而是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政府和三面红旗。他说:“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 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相信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过两类现代极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与纳粹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相比,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持续时间更长,屠杀面更广,手段更残酷。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单一种族;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主要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所针对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杀的对象,但共产党高官也难逃脱被杀的命运。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毛泽东杀了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及其苏共和毛泽东及其中共,以及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政权,所屠杀的人口居然高达一亿多人。

即便按照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统治常识,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大饥荒的当朝皇帝,是要下“罪自诏”的。何况,大饥荒还是由最高统治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但是,在党天下的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名正言顺地公开杀人。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人祸,居然连“罪自诏”都不下就继续稳坐权力顶峰,继续让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继续发动轰轰烈烈的杀人文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路杀下来的毛式暴政,居然没有“官逼民反”!

显然,个人崇拜、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并不足以解释这种人类历史上的罪恶奇观。蒋介石政权也是“党天下”独裁,政治恐怖也是维持党国体制的主要手段,但在当年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抗争中,很有些理想主义者是不怕死的,正像中共一贯宣传的那样,“红色江山是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这,正是共产极权最具魔力的邪恶之所在。

共产极权在和平时期进行单方面的大规模屠杀,依靠一连串“崇高而纯洁”的理由:为了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继续革命就必须造就“共产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必须“纯洁阶级队伍”,纯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政治迫害和暴力杀戮。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理由的庇护下,共产极权才能把屠杀合法化和日常化。

一、共产极权把杀人合法化了。这个“法”,不是指法律上的合法化,而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是把“杀人不眨眼”变成高尚的道义指令,于是杀人者变成了签发处决令的道德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滥杀无辜。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的底线道德,把杀人转变成国民乐于服从的道义命令。只有高喊“种族纯洁”口号的纳粹政权和高举“解放全人类”大旗的共产政权,才会无法无天地践踏这条人类的底线道德,使大规模屠杀顺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在共产极权制度中,阶级斗争理论是合法杀人的意识形态理由,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杀人的执行机关,革命群众是合法杀人的民意基础,举国百姓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场杀人游戏,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低头认罪中被杀,大多数“革命群众”全部变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刽子手,他们可以一个也不放过地杀人,可以满怀理想且义正词严地杀人,可以毫无愧疚且充满自傲地杀人。

把普通人变成刽子手,而且屠杀的是那些努力做顺民的人们,就必须让杀人者卸下道德负担,视杀人为某种崇高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屠杀合法化的前提,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正是这样的前提。它首先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的理论,把一国国民分为“人”与“非人”,“人”杀“非人”,如同人杀动物,不会有任何道德负担。比如,毛泽东指控阶级敌人为“牛鬼蛇神”,还把阶级敌人轻蔑地形容成“灰尘”,用无产阶级铁扫埽将之一扫而光,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

在意识形态上把人群分为友与敌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施暴,前者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正常人,后者是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畸形人或非人,两类人落实到暴力统治上就是“合法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施暴者被“神圣化”,被施暴者变成“非人化”,从而使施暴者卸下了施暴和杀人的道德负担。个人处在这样的多数群体中,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意识和个人利益消失了,个人责任和个人犯罪感也随之混灭,为领袖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而杀人,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必须履行的革命职责。另一方面,为了抽象的集体目标而杀人,与个人责任无关,所谓“法不责众”,是也。

如果说,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和刘少奇主要是“私仇”使然,因为看不下去大跃进人祸的彭德怀和刘少奇,一个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一个在两人私下谈话时提醒毛泽东注意历史评价。那么,参与打倒彭、刘的成百上千的中共高干、几百万中共党员、几亿中国百姓,与彭、刘并无“私仇”,更谈不上权力之争。如此庞大的群体跟随毛泽东杀人,显然是中了“共产主义理想”之魔。

更为夸张的中魔状态还在于,甚至被杀的人在临死前也要以“崇高的事业”为暴政寻找合法性。比如,苏共元老布哈林在临终前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拉津斯基《斯大林》,新华出版社 1997年版P428)再比如,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邓拓在遗书中写道 “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P427)

在此意义上,共产极权下的杀人,可称为“理想主义的杀人”或“形而上学的杀人”。在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没有“私仇”而只有“公仇”,没有“利益竞争”而只有“信念歧途”。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就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最大的“公义”,所以才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响彻中国。而为了实现毛泽东的理想和公义,甚至要斩断血缘、“大义灭亲”。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主流民意对共产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纵使毛泽东长出三头六臂,也无力把他的绝对权力维持到自然死亡。

二、共产极权把杀人日常化了。当杀人有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撑,当中国社会被革命事业高度政治化,暴力行为也就会当作革命事业中的“例行公事”,进而变成全民生活的日常性组成部分。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以钦定的政治标准来决定每个国民的生死存亡,“阶级觉悟”的高低或“敌人意识”的强弱就成了衡量每个国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主要标准,扩展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年年月月天天,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血缘亲情也要按照“阶级标准”来衡量。正如毛泽东所言:“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暴力治国成为政权的主要职能,政权的雇员们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实施暴力仅仅是“例行公事”,如同泯灭个人的良知和人的恻隐之心的杀人机器,也就是把暴力屠杀的“非人化”。甚至在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把执行上级的屠杀命令当作一项工作或一种例行公事。在常规的统治时期,主要开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杀人;在非常时期,一要发动群众实施“多数暴政”(中共当代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最为典型);二要动用正规军队实施镇压和军管(六四是最近的例证)。

共产极权的合法化日常化的杀人,来自一种狂妄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终极本源,社会进步只有一个动力,人类未来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发现和把握了这个本源、动力、目标的人,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和至善,能够领导人类创建最完美的社会和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自然要成为人类的大救星,自然要掌握绝对权力,使其能够按照个人意志为所欲为。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成全完美的未来而牺牲有缺欠的现在,可以为实现抽象的理想而牺牲活生生的个人。如果这种逻辑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辩上,还不失为形而上学的智力游戏,而一旦把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哲学。

在此意义上,抽象化的终极理想是疯狂屠杀的温床。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把自由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无论多么美好的理想,也都与每个具体个人之权益无关,也与人类的整体权益无关,反而沦为国家化杀人的理由。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暴虐最血腥的意识形态。

可悲的中国,在你广袤的土地上,居然至今还没有几千万死于大跃进人祸的无辜者的纪念碑!

再次感谢杨继绳先生,当中国的土地上还不允许为几千万冤魂建造墓碑之时,你用史家的良知和忠实记录历史,你用心为将来的墓碑奠基。




2008年11月21日于北京家中

(毛泽东如何杀人——读杨继绳的《墓碑》 全文完博讯w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

虽然,此前我看过不少反右的书籍,也读过《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涉及反右的第5卷第6卷,但读了章诒和女士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 2007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无祭》),还是给我新的震撼。全书收录了沈志华、章立凡、徐庆全、谢泳的研究成果,篇篇都是以研究反右的重头文章。特别是沈志华先生的长文《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堪称反右运动研究中的经典,大量的一手史料和精当的梳理,基本理清毛泽东从鸣放转向反右的基本脉络。
1956年-1957年,毛泽东从鼓励鸣放转向反右,前后大致有一年多的时间;从号召整风转向反右,不到半年时间;那么,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这种转向?二者是对立的还是连贯的?是“引蛇出洞”还是“突然转向”?是阴谋还是阳谋?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每一种说法都能从毛泽东的言行找到依据。
丁抒倾向于“阳谋”,朱正、章立凡倾向于“阴谋”,但三人都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沈志华先生不同意“引蛇出洞”的说法,他认为鸣放、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执政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疾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祭》P50)
我认为,众说纷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忽略了以下几点:1,在民主制下的法治社会,统治者的权力要受到多种制度约束,其个人性格和价值偏好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要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而在独裁制下的人治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无法得到制度化约束,其个人性格和价值偏好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很大,甚至就是决定性的。2,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独裁(个人极权)的人治社会,毛个人的喜怒哀乐对政治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是毛泽东最突出的政治性格,翻云覆雨、朝令夕改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今天和昨天不同,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前后矛盾之处比比皆是。3,绝对权力纵容着毛泽东的狂妄性格,使毛拥有了翻云覆雨的资本,毛本人曾公开宣称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一个人可以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因为他拥有绝对权力,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他金口玉牙,怎么说都有理,完全相反的说法也都有理,无人敢公开反对。4,为了保持至尊的权力,毛泽东敢于突破任何界限,可以罔顾党纪和国法,可以践踏道德底线,其胸怀之狭隘,手段之老辣,心志之残忍,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论是整风、双百还是反右,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巩固中共的独裁地位和他个人的绝对权力。所以,毛在1956春-1957年夏的自相矛盾、翻云覆雨,皆是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而根据他对局势变化的主观判断为依据的。他认为整风双百可以提高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能够重塑他在党内的个人权威,他就号召整风双百;他认为整风双百已经危及到他的绝对权力和政权,他就发动反右。所以,在关于毛发动反右的动机解释中,相互对立的观点才都能在毛的讲话和批示中找到依据。
毛泽东鼓励鸣放和发动党内整风是真心的,他是想借此达到国际和国内双重目的。
首先是毛泽东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野心。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出现领袖空白,莫斯科的中心地位也随之动摇。这就给一直觊觎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毛泽东提供了机会。毛为了打破国际共运的“莫斯科中心论”,为填补斯大林死后留下的领袖空白,为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他开始与赫鲁晓夫较劲,苏共与中共展开一场“解冻”(或称“自由化”)竞赛。
在苏联,斯大林死后,先有马林科夫的“新路程改革”,对内:经济上,减少重工业的投入,加大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力度,放松对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在政治上,放松镇压,缓解恐怖。对外:改变斯大林时代对东殴各国的压制政策,修补被严重损害的与东殴各国的关系,为在斯大林时代被迫害被排斥的东殴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地位,特别是为1948年被共产党情报局宣布为叛徒的铁托恢复名誉。紧接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反对个人崇拜和抨击政治镇压,为冤案平反和恢复名誉,放松意识形态控制,使苏东各国出现了“解冻”局面,一场“非斯大林化”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展开。苏联的解冻带来波兰和匈牙利要求改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甚至一度导致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改变,波兰改革派领袖的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总书记,匈牙利改革派领袖的纳吉重新执掌总理大权。为了缓解苏东之间的紧张关系,苏共还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但是,两国的改革浪潮最后以苏共出兵镇压而告终。
在中国,经济上,以赎买的政策而非全盘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东殴国家的注意和好评,并将之称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外交上,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东殴各国领导层的好评,比如,匈牙利的著名改革派首领纳吉就推崇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之视为“ 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政治上,1956年6月13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得到东殴各国的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获得普遍的好评,让东殴各国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备受鼓舞。九月,中共利用召开八大的机会,邀请所有东殴国家的共产党派代表团列席。会议期间,中共领导人与东殴各国领导人密切接触、加强关系。比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先后会见了匈牙利改革派领导人雅诺什·卡达尔。八大后的10月1日,卡达尔再次受邀率领代表团参加中共建政周年庆典,中匈两党的关系似乎进入了蜜月期,以至于,当11月初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时,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还认为中共站在他们一边,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前往北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庇护,自然遭到拒绝。即便如此,东殴各国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仍然把中共看作“非斯大林化”的圣地。因为,“波匈事件”后,中共非但没有收紧,反而更加放松,毛泽东仍然不顾苏共和中共党内的强烈反对,继续坚持“双百方针”,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大力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和帮党政风。但东殴的改革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所谓“开明”恰恰是为了“ 引蛇出洞”。 (参见程映红:《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其次,毛泽东借助党外的力量来重塑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如同他当年通过延安整风把自己变成党的权威一样。中共八大前后,毛已经感到,在党内,自己的威信在下降,自己的主张很难推行。与之形成对比,刘少奇的威信节节上升,并掌控党内的实权。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强调集体领导,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重申反对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苏共一直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虽然取消“毛思想”是毛本人主动提出的,但毛并非真的想这样做,而是为了试探臣子们的忠诚,没想到刘、邓等人假戏真做,而且还得到中央委员们的赞同,这不能不引起极度迷恋绝对权力的毛的高度警惕。
所以,那段时间(八大前后),毛颇为失落,屡屡放风要辞去双主席(党主席和国家主席),在八大预备会上谈,接见外宾时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他谈到自己是个“逢双不吉利”的人,在中共历史上的第二次、第四次党代会上落选中央委员,第六次党代会上没有进入政治局;他谈到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自己受到的各种处分。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宣称: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主席了,请同志们给我一个名誉主席。他还自称:我老了,只能“跑龙套”了,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无祭》P154)1957年4月30日,毛正式提出不再连任国家主席,党内似乎无人上书挽留,而党外人士黄炎培和陈叔通则在5月1日上书挽留。毛在挽留信的批语中感叹道:“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所以,毛希望通过整风和双百来发动党外力量来打击党内官僚主义(也就是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实权派),重塑他个人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尽管,由于反右,毛以反官僚主义为名、行打击刘少奇之实的目的没有达到,更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使他在1959年不得不用辞去国家主席,并在接下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出面承担抽象的责任,毛、刘分歧也在大会上公开化,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的威信大增,而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浪漫派的威信则大幅度下降,要不是林彪在最后一刻挺身救主,毛在七千人大会上很难下台阶。对此,毛一直耿耿于怀,寻找机会搬到刘少奇。他先是在59年打到了反对大跃进的彭德怀,1957年的“党内官僚主义”变成了“党内的修正主义”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反右派变成了党内反右倾。倒彭是为了达到双重目标:既为了让林彪取代彭德怀掌管军权,以酬谢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挺身救主,也为了瓦解反大跃进的党内联盟,向刘少奇等人发出敲山震虎的警告。尽管刘少奇等人助纣为虐,帮助毛打倒了彭德怀,但刘少奇在恢复经济上的成就,在毛看来对其独尊地位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才是毛毅然发动文革,用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打到刘邓,“党内官僚主义”也随之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基于以上的背景,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和帮党整风,受到苏共和中共党内多数的一致反对,也就是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合力阻击。赫鲁晓夫本人对毛的“双百方针”极为反感,也拒绝毛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他指示苏联的报刊不要报道这方面的内容。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西洛夫访问北京,在会谈中至少两次直接表达了对“双百方针”的不满,他说:苏共无法理解为什么竟然允许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报刊上发表。
另据谢泳《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搜集与评价》一文透露,1958年香港出版过《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该书第三章《鸣放变成反右派,毛泽东被斗出走和回京》披露了毛、刘分歧的重要史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基于他自己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判断,曾策划过“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意在用中共这个共产国际的新中心取代苏共这个旧中心。在毛开列的“新国际组织”的筹建名单中,完全排开了“旧国际派”刘少奇等人。反右前的鸣放和整风就是毛这个计划的一个步骤。但这个计划马上遭到苏共的反制,赫鲁晓夫让刘少奇充当国际共运的中国代理人,遏制毛实施这一计划。苏共在1956年6月发出一个明确的指示,反对毛泽东的鸣放:中国人民内部,究竟有何种矛盾,必须采取鸣放与整风?在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帮,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围攻之下,我们国际主义者的处境特别危险,问题特别严重,一切都要客观的审慎,统一步伐。无论人民有何种内部矛盾,当前也不需要一个政治性的鸣放和整风。公开宣扬鸣放和整风,是给资本主义帝帮攻击我们的一个便利,也是无形中危害了国际主义,影响了国际团结,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主张,犯了右倾思想、机会主义的错误,务必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反战,扑灭这种机会主义的存在。(《无祭》P329-330)

在苏共的支持下,刘少奇立即召集党内的国际派,甚至包括李立三、王明等人,建立起一个“护党战线”,以抗衡毛泽东为首的右倾思想和机会主义分子。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主动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彭真在会上说:鸣放是民主性的好政策,但是与党的政治系列相反的,就被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反党的工具,党应该要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应该要下最大决心,采取反右派的严格镇压。否则这个鸣放政策,就要危及党的团结与生存了。刘少奇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见,还提出两个建议:1。修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秘密讲话有关各点,予以公开发表,以免右派分子所利用;2,召开人代大会,公布右派分子的罪行,予以惩处,结束鸣放,一面影响国际和国内的纠纷。毛、刘冲突的严重性质甚至让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字里行间很有点儿“托孤”的意味:“我累年的辛劳,身体疲倦,需要易地修养,党事不管,国事请你与伯特等四老共同研究,郑重处理。”(《无祭》P331)
毛、刘的分歧,在刘少奇可能主要是路线之争,但在毛泽东主要是权力之争。所以,当毛发动的鸣放和整风遭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时,为了排除党内的疑虑和反对,毛专门前往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动员整风运动,所到之处都要开座谈会,强调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紧迫性,宣讲“放”的好处。毛认为,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填沟的办法是加强与党外人士的沟通,让他们向当说真话,以求消除“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的隔膜。毛还强调要正确对待各地的闹事,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正常现象。他说:让民主党派进步,首先党要进步,整风是争取主动,只会增加党的威信;让党外人士批评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不能碰到闹事和错误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 当挡箭牌。
刘少奇等人的抵制鸣放和整风,也表现在由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的态度上。在毛提出双百方针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央机关报却没有进行主动宣传,相关报道也不多。毛回京后,把胡乔木找来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邓拓,甚至放出再不发就下台的狠话。毛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外很活跃,党外报纸或青年报纸很活跃,唯独党的报纸保持沉默,有异己倾向,己是马克思主义之己。新华社不知怎样?是否报道这方面的消息,谁领导。我早说过,邓拓要走路,到别的地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让人走路。”(《无祭》P73)
慑于毛的严厉态度,《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出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执笔人为王若水。毛看到社论后,又将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报社负责人叫到自己在中南海的住处,还特别请来社论执笔人王若水。毛再次大发雷霆,指责《人民日报》长期按兵不动。毛说:“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还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低调、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接着,毛谈到知识分子问题,反复强调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消除知识分子的魂魄不安,所以就必须要“放”,放开了才能让知识分子靠近。
为了尽快在党内打开整风的局面,从1957年4月19日到4月29日,毛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人开会讨论整风问题,并亲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指示各地、各部门要尽快写出对双百方针的正反两方面意见的报告,口气极为严厉而急促。而且,不等各地和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央关于整风分新指示了。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毛关于整风的新指示。29日晚,毛再次召集刘、周、邓、陈、彭等人专门讨论开展整风的问题。30日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整风的文件。同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讨论整风动员,除了中共主要领导人之外,还要请了26名民主党派负责人。毛发表了更为开放、更有激情的讲话。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标志着一场全党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无祭》P68-78)
2007年12月21日于北京家中
本文参考文献:
《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编著,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版。
《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著,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程映红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吴国光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阳谋——反右前后》,丁抒著,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6第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 全文完博讯

毛泽东-----反右之二

毛泽东为什么由鸣放转向反右——我看反右之二

来源:人与人权
毛式专政从此开始且愈演愈烈,接下来大跃进狂飙吞噬几千万生命,再接下来,文革浩劫让中国全面倒退。
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我看反右之一》一文中,我说过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和重塑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鸣放和整风在党内外的反应,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不过份,可以说是党外一片欢呼而党内一片抵制,从高层的刘少奇到各省部委至基层党组织,几乎一致反对,毛只能靠自己的权力硬着头皮推行,甚至就是逼迫党内高层和党报支持整风和鸣放。当毛决定由鸣放转向反右之后,这一运动之所以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文字狱灾难,致使上百万人受到整肃,显然与党内对毛发动鸣放和整风的极度不满高度相关。整风期间,党的各级干部受到党外人士的激烈批评,加剧了老革命、工农干部与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之间的传统矛盾。当时,一些基层干部在给毛的上书中,甚至以自杀相威胁,要求停止鸣放和整风。而一转向反右,那些在鸣放整风中不爽的党官们自然要加倍报复,太多的右派就是因为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而获罪,一个基层支部书记就可以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都打成右派。
鸣放和整风引来党外的一片欢呼,但并没有达到遏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实权派的目的,反而党外人士的大鸣大放,为刘少奇等人反对鸣放和整风提供了大量的口实。因为,党外人士通过鸣放来帮党整风,既发泄长期积累的对毛泽东及中共的不满,要求破除“党天下”的一手遮天;也提出党外人士的政治主张,要求毛兑现1949年的共同纲领,要求民主党派与中共平起平坐,要求建立西方式民主体制。党外人士的这些批评和要求,非但不能为毛重塑权威张目,反而只能引发党内的更大不满,损害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如果不对这些“右派”加以强力反击,一党独裁及毛泽东个人权力都将遭到实质性削弱。所以,基于巩固党权的独裁地位,更是基于维护毛个人在党内的至尊,毛必须发动反右运动。
毛的突然转向,虽然不能说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但毛从维护他个人的权力及党权的根本利益出发,经常使出翻云覆雨的手段则是其统治常态,“引蛇出洞”是他一贯的想法和手段。早在1957年1月18日-27日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国际上的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铁托事件,更针对国内各地出现的“闹事”和知识分子的议论,毛的讲话极为凶狠而阴险。他在1月18日说: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月27日毛再次讲话,明确提出后发制人的策略。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毖。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章诒和编著:《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出版P47-49;以下简称《无祭》)3月,在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已经明确提出了“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他说,无论有多少派多少家,就世界观而言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争鸣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无产阶级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却宁愿相信“百家争鸣”就是“百家争鸣”。
由此可见,毛在号召鸣放和帮党整风的时候,已经为后来的转向埋下了伏笔,或者说,已经为“引蛇出洞”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5月中旬毛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开展反右运动,他就明确提出“引蛇出洞”。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
之后,他频繁出面召开党内高层会议,一面作出一系列强力反击的内部布署,一面要求各级党委继续鼓励鸣放。他就要用这种内外有别的方式,让党外人士继续鸣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为的是引出更多更大的蛇,放出更烈更毒的草,以便发动更有力的“后发制人”,实现聚而歼之的目标。这显然是“引蛇出洞”的阴谋。
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强调:“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 5月16日,毛又亲笔起草了一个指示,虽然也谈到继续扩大整风,但重点是针对右派分子,再次强调:“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地处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问题。当天,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向与会者解释中央指示,他说: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是帮他们,现在应该让他们放完。”当晚,毛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新指示。(《无祭》 P90-92)
在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发出后,各部委和各地的党委立刻发动大鸣大放,党报更是开足马力鼓动鸣放,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整个5月下旬,《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中央部委、地方党委、大学、学会纷纷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全部是鼓励知识分子大胆说话,给党提意见。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由此掀起了校园鸣放高潮。5月20日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提出要求:1,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刊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越好。2,特别注意刊登中间分子的那些比较公允的批评右翼分子的言论,并逐步增加以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3,逐步增加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易过多。特别注意刊登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而不要登没有说服力的、火气太大、乱扣帽子的文章。4,登载那些改进工作的事实报道。5,在一段时间内,党员暂以不发言为好,但要马上着手分类研究右翼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进行反驳和批判。
“引蛇出洞”指导下的整风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二阶段鸣放,而这个阶段的鸣放,从北京到各地都上了一个台阶,情绪更高,范围更广,言论更尖锐,北大校园的鸣放就是从5月19日开始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摸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P503)
与此同时,各地“闹事”不断扩大和升级,校园内的鸣放直指一党独裁体制,各地党组织不断向中央告急,毛泽东开始担心政权的稳定,私下里甚至做了“再上延安”的最坏打算。他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比作中国的“纳吉”,大学里的右派们就是“小纳吉”。在他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开始把思想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他强调思想斗争的尖锐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进而认定右派分子的实质是夺权,反右运动自然就是一场政权保卫战。5月25日,毛修改了准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重新定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区分香花与毒草,正式将“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首次提出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也就是后来划右派的六条标准。
毛的这个转向,得到了反对鸣放和整风的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在5月26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康生、柯庆施等人,一致把反右运动提高到争夺领导权的高度,刘少奇指责有些党员已经与裴多菲俱乐部一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在汇报上海鸣放情况时说:上海文化、出版、发行界“暴露得很厉害”。在“放的过程中,最坏的是民盟,”“他们的方针是一放到基层,二撤换干部,三算政治旧账。”还把手伸向工会,他们要求我们的党员坦白秘密,企图瓦解我们的党。知识分子也有很大暴露,巴金也出来讲话了,王造时、陈铭枢提出“私法”问题;王若望很猖狂,说出现纳吉也不为怪。他们的反动言论影响很广很深,动员社会各界起来闹事,官场、机关、银行、税局、贸易公司、剧团、电影、广播、大学都在闹。党内也出现异己,有些党员把民主党派当后台,有的党员提出脱党,有的党员向党外人士泄密。在会议上,邓小平做报告点到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大右派的名字。他说,右派是要我们阵地,我们的应对,1,改正自己的错误。2,孤立右派。3,争取中间派,用右派教育中间派,让中间派与右派划清界线。

根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日记记载,5月28日毛与林克谈话,毛担心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已经对右派的数量作出评估。毛对林说:北大的教授、副教授有 11%的右派,左派39%,中间派50%。八千学生中,右派70多人,200人左右支持他们。最危险的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煽动性言论与波及全国的学运风潮汇集起来,再影响到整个社会(工人、农民、商人、中小学),结果将是“天下大乱”,将真正危及共产党的领导。但现在采取的方针仍然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无祭》P116)
5月29日,民革中央发出积极帮助中共进行整风的指示。同一天的《大公报》也发表社论《工商联要帮助工商业者鸣放》,动员中下层和中心城市的工商业者“解除顾虑,勇敢地鸣放。”5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报道,但开始强调加强党对鸣放运动的领导。 6月1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的社论。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人民内部需要经常展开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不收兵”为题转载了这篇社论。
与此同时,毛指示报刊以争鸣的方式陆续登载一些反击右派的言论,以试探社会的反应。5月29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与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此时章乃器已经被毛内定为大右派。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刊登反驳右派的报道和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6月6日《文汇报》刊登《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毛在第二天将此文批示给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转载。也是在这一时段,各级党委已经接到了准备对右派发动全面反击的指示,那些从一开始就抵制鸣放整风的各级党官们,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出击了。比如,北京市委召集北大等四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开会,在听取各校的鸣放情况汇报后指示道:大学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要抓紧时间鼓励鸣放,因为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人鸣放了。(《无祭》P119)
6月3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指示李维汉和彭真等人在会上公开提出反右。6月4日,毛泽东对林克讲了三点:1,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表现得最猖狂,带有一种最后挣扎的性质,他们和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点。2,对双百方针有了新的解释,整个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如果执行的结果不能驳倒谬误、整倒右派,那这个口号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反动的。3,进一步确认右派的孤立状态,右派被冲昏头脑,以为中间派属于他们,其实是梦想。(《无祭》120)
在反右的疾风暴雨降临之前,毛泽东再次使用分化策略。他6月5日急召黄炎培和陈叔通,提前向他们吹风,说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已经走向对立面了,让他俩与之划清界线,并希望黄炎培回到民盟去主事。由此可见,毛已经在考虑改组民主党派的领导层了。之后,毛又召来周恩来、彭真、罗瑞卿谈整风问题,主要是为了追查一个谣言。6月5日,陆定一送给毛一篇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党内90%的人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要逼毛主席下台。陆定一对毛说,这个谣言在校园内外散发,震动极大。毛也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一阅,并于当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击右派: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
6月8日,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两文均由毛亲自起草),帮党整风的鸣放运动遽然变成全国动员的反右运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和风细雨变成反击敌人的疾风暴雨,百花齐放变成万木凋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毛式专政从此开始且愈演愈烈,接下来,大跃进的狂飙吞噬几千万生命,再接下来,文革浩劫让中国付出全面倒退的空前代价。
2008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本文参考文献:
《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编著,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版。
《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著,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程映红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吴国光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阳谋——反右前后》,丁抒著,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6第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为什么由鸣放转向反右——我看反右之二 全文完博讯

毛泽东----反右之一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我看反右之一


虽然,此前我看过不少反右的书籍,也读过《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涉及反右的第5卷第6卷,但读了章诒和女士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无祭》),还是给我新的震撼。全书收录了沈志华、章立凡、徐庆全、谢泳的研究成果,篇篇都是以研究反右的重头文章。特别是沈志华先生的长文《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堪称反右运动研究中的经典,大量的一手史料和精当的梳理,基本理清毛泽东从鸣放转向反右的基本脉络。
1956年-1957年,毛泽东从鼓励鸣放转向反右,前后大致有一年多的时间;从号召整风转向反右,不到半年时间;那么,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这种转向?二者是对立的还是连贯的?是“引蛇出洞”还是“突然转向”?是阴谋还是阳谋?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每一种说法都能从毛泽东的言行找到依据。
丁抒倾向于“阳谋”,朱正、章立凡倾向于“阴谋”,但三人都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沈志华先生不同意“引蛇出洞”的说法,他认为鸣放、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执政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疾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祭》P50)
我认为,众说纷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忽略了以下几点:1,在民主制下的法治社会,统治者的权力要受到多种制度约束,其个人性格和价值偏好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要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而在独裁制下的人治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无法得到制度化约束,其个人性格和价值偏好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很大,甚至就是决定性的。2,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独裁(个人极权)的人治社会,毛个人的喜怒哀乐对政治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是毛泽东最突出的政治性格,翻云覆雨、朝令夕改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今天和昨天不同,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前后矛盾之处比比皆是。3,绝对权力纵容着毛泽东的狂妄性格,使毛拥有了翻云覆雨的资本,毛本人曾公开宣称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一个人可以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因为他拥有绝对权力,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他金口玉牙,怎么说都有理,完全相反的说法也都有理,无人敢公开反对。4,为了保持至尊的权力,毛泽东敢于突破任何界限,可以罔顾党纪和国法,可以践踏道德底线,其胸怀之狭隘,手段之老辣,心志之残忍,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论是整风、双百还是反右,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巩固中共的独裁地位和他个人的绝对权力。所以,毛在1956春-1957年夏的自相矛盾、翻云覆雨,皆是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而根据他对局势变化的主观判断为依据的。他认为整风双百可以提高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能够重塑他在党内的个人权威,他就号召整风双百;他认为整风双百已经危及到他的绝对权力和政权,他就发动反右。所以,在关于毛发动反右的动机解释中,相互对立的观点才都能在毛的讲话和批示中找到依据。
毛泽东鼓励鸣放和发动党内整风是真心的,他是想借此达到国际和国内双重目的。
首先是毛泽东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野心。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出现领袖空白,莫斯科的中心地位也随之动摇。这就给一直觊觎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毛泽东提供了机会。毛为了打破国际共运的“莫斯科中心论”,为填补斯大林死后留下的领袖空白,为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他开始与赫鲁晓夫较劲,苏共与中共展开一场“解冻”(或称“自由化”)竞赛。
在苏联,斯大林死后,先有马林科夫的“新路程改革”,对内,经济上,减少重工业的投入,加大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力度,放松对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在政治上,放松镇压,缓解恐怖。对外,改变斯大林时代对东殴各国的压制政策,修补被严重损害的与东殴各国的关系,为在斯大林时代被迫害被排斥的东殴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地位,特别是为1948年被共产党情报局宣布为叛徒的铁托恢复名誉。紧接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反对个人崇拜和抨击政治镇压,为冤案平反和恢复名誉,放松意识形态控制,使苏东各国出现了“解冻”局面,一场“非斯大林化”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展开。苏联的解冻带来波兰和匈牙利要求改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甚至一度导致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改变,波兰改革派领袖的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总书记,匈牙利改革派领袖的纳吉重新执掌总理大权。为了缓解苏东之间的紧张关系,苏共还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但是,两国的改革浪潮最后以苏共出兵镇压而告终。
在中国,经济上,以赎买的政策而非全盘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东殴国家的注意和好评,并将之称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外交上,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东殴各国领导层的好评,比如,匈牙利的著名改革派首领纳吉就推崇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之视为“ 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政治上,1956年6月13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得到东殴各国的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获得普遍的好评,让东殴各国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备受鼓舞。九月,中共利用召开八大的机会,邀请所有东殴国家的共产党派代表团列席。会议期间,中共领导人与东殴各国领导人密切接触、加强关系。比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先后会见了匈牙利改革派领导人雅诺什 •卡达尔。八大后的10月1日,卡达尔再次受邀率领代表团参加中共建政周年庆典,中匈两党的关系似乎进入了蜜月期,以至于,当11月初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时,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还认为中共站在他们一边,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前往北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庇护,自然遭到拒绝。即便如此,东殴各国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仍然把中共看作“非斯大林化”的圣地。因为,“波匈事件”后,中共非但没有收紧,反而更加放松,毛泽东仍然不顾苏共和中共党内的强烈反对,继续坚持“双百方针”,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大力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和帮党政风。但东殴的改革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所谓“开明”恰恰是为了“引蛇出洞”。 (参见程映红:《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其次,毛泽东借助党外的力量来重塑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如同他当年通过延安整风把自己变成党的权威一样。中共八大前后,毛已经感到,在党内,自己的威信在下降,自己的主张很难推行。与之形成对比,刘少奇的威信节节上升,并掌控党内的实权。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强调集体领导,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重申反对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苏共一直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虽然取消“毛思想”是毛本人主动提出的,但毛并非真的想这样做,而是为了试探臣子们的忠诚,没想到刘、邓等人假戏真做,而且还得到中央委员们的赞同,这不能不引起极度迷恋绝对权力的毛的高度警惕。
所以,那段时间(八大前后),毛颇为失落,屡屡放风要辞去双主席(党主席和国家主席),在八大预备会上谈,接见外宾时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他谈到自己是个“逢双不吉利”的人,在中共历史上的第二次、第四次党代会上落选中央委员,第六次党代会上没有进入政治局;他谈到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自己受到的各种处分。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宣称: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主席了,请同志们给我一个名誉主席。他还自称:我老了,只能“跑龙套”了,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无祭》P154)1957年4月30日,毛正式提出不再连任国家主席,党内似乎无人上书挽留,而党外人士黄炎培和陈叔通则在5月1日上书挽留。毛在挽留信的批语中感叹道:“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所以,毛希望通过整风和双百来发动党外力量来打击党内官僚主义(也就是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实权派),重塑他个人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尽管,由于反右,毛以反官僚主义为名、行打击刘少奇之实的目的没有达到,更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使他在1959年不得不用辞去国家主席,并在接下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出面承担抽象的责任,毛、刘分歧也在大会上公开化,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的威信大增,而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浪漫派的威信则大幅度下降,要不是林彪在最后一刻挺身救主,毛在七千人大会上很难下台阶。对此,毛一直耿耿于怀,寻找机会搬到刘少奇。他先是在59年打到了反对大跃进的彭德怀,1957年的“党内官僚主义”变成了“党内的修正主义”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反右派变成了党内反右倾。倒彭是为了达到双重目标:既为了让林彪取代彭德怀掌管军权,以酬谢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挺身救主,也为了瓦解反大跃进的党内联盟,向刘少奇等人发出敲山震虎的警告。尽管刘少奇等人助纣为虐,帮助毛打倒了彭德怀,但刘少奇在恢复经济上的成就,在毛看来对其独尊地位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才是毛毅然发动文革,用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打到刘邓,“党内官僚主义”也随之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基于以上的背景,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和帮党整风,受到苏共和中共党内多数的一致反对,也就是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合力阻击。赫鲁晓夫本人对毛的“双百方针”极为反感,也拒绝毛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他指示苏联的报刊不要报道这方面的内容。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西洛夫访问北京,在会谈中至少两次直接表达了对“双百方针”的不满,他说:苏共无法理解为什么竟然允许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报刊上发表。
另据谢泳《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搜集与评价》一文透露,1958年香港出版过《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该书第三章《鸣放变成反右派,毛泽东被斗出走和回京》披露了毛、刘分歧的重要史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基于他自己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判断,曾策划过“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意在用中共这个共产国际的新中心取代苏共这个旧中心。在毛开列的“新国际组织”的筹建名单中,完全排开了“旧国际派 ”刘少奇等人。反右前的鸣放和整风就是毛这个计划的一个步骤。但这个计划马上遭到苏共的反制,赫鲁晓夫让刘少奇充当国际共运的中国代理人,遏制毛实施这一计划。苏共在1956年6月发出一个明确的指示,反对毛泽东的鸣放:中国人民内部,究竟有何种矛盾,必须采取鸣放与整风?在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帮,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围攻之下,我们国际主义者的处境特别危险,问题特别严重,一切都要客观的审慎,统一步伐。无论人民有何种内部矛盾,当前也不需要一个政治性的鸣放和整风。公开宣扬鸣放和整风,是给资本主义帝帮攻击我们的一个便利,也是无形中危害了国际主义,影响了国际团结,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主张,犯了右倾思想、机会主义的错误,务必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反战,扑灭这种机会主义的存在。(《无祭》P329-330)
在苏共的支持下,刘少奇立即召集党内的国际派,甚至包括李立三、王明等人,建立起一个“护党战线”,以抗衡毛泽东为首的右倾思想和机会主义分子。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主动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彭真在会上说:鸣放是民主性的好政策,但是与党的政治系列相反的,就被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反党的工具,党应该要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应该要下最大决心,采取反右派的严格镇压。否则这个鸣放政策,就要危及党的团结与生存了。刘少奇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见,还提出两个建议:1。修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秘密讲话有关各点,予以公开发表,以免右派分子所利用;2,召开人代大会,公爵右派分子的罪行,予以惩处,结束鸣放,以免影响国际和国内的纠纷。毛、刘冲突的严重性质甚至让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字里行间很有点儿“托孤”的意味:“我累年的辛劳,身体疲倦,需要易地修养,党事不管,国事请你与伯特等四老共同研究,郑重处理。”(《无祭》P331)
毛、刘的分歧,在刘少奇可能主要是路线之争,但在毛泽东主要是权力之争。
所以,当毛发动的鸣放和整风遭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时,为了排除党内的疑虑和反对,毛专门前往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动员整风运动,所到之处都要开座谈会,强调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紧迫性,宣讲“放”的好处。毛认为,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填沟的办法是加强与党外人士的沟通,让他们向当说真话,以求消除“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的隔膜。毛还强调要正确对待各地的闹事,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正常现象。他说:让民主党派进步,首先党要进步,整风是争取主动,只会增加党的威信;让党外人士批评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不能碰到闹事和错误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
刘少奇等人的抵制鸣放和整风,也表现在由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的态度上。在毛提出双百方针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央机关报却没有进行主动宣传,相关报道也不多。毛回京后,把胡乔木找来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邓拓,甚至放出再不发生就下台的狠话。毛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外很活跃,党外报纸或青年报纸很活跃,唯独党的报纸保持沉默,有异己倾向,己是马克思主义之己。新华社不知怎样?是否报道这方面的消息,谁领导。我早说过,邓拓要走路,到别的地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让人走路。”(《无祭》P73)
慑于毛的严厉态度,《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出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执笔人为王若水。毛看到社论后,又将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报社负责人叫到自己在中南海的住处,还特别请来社论执笔人王若水。毛再次大发雷霆,指责《人民日报》长期按兵不动。毛说:“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还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低调、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接着,毛谈到知识分子问题,反复强调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消除知识分子的魂魄不安,所以就必须要“放”,放开了才能让知识分子靠近。
为了尽快在党内打开整风的局面,从1957年4月19日到4月29日,毛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人开会讨论整风问题,并亲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指示各地、各部门要尽快写出对双百方针的正反两方面意见的报告,口气极为严厉而急促。而且,不等各地和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央关于整风分新指示了。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毛关于整风的新指示。29日晚,毛再次召集刘、周、邓、陈、彭等人专门讨论开展整风的问题。30日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整风的文件。同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讨论整风动员,除了中共主要领导人之外,还要请了26名民主党派负责人。毛发表了更为开放、更有激情的讲话。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标志着一场全党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无祭》P68-78)
2007年12月21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8年1月号)
本文参考文献:
《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编著,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版。
《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著,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程映红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吴国光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阳谋——反右前后》,丁抒著,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6第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我看反右之一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毛泽东仰望斯大林的媚态

毛泽东仰望斯大林的媚态



中国、苏联两大臭名昭彰的独裁者在一起


毛泽东仰望斯大林的媚态

六四后,中共政权陷於内忧外困之中,邓小平不能不选择「韬光养晦」的外交。直到邓小平死了十年后,中国的御用学者还在讚美邓的「韬光养晦」是多么英明的外交决策。然而,对於一个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政权而言,「韬光养晦」绝非基於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而不过是实力不济时的缓兵之计。在民族主义狂热愈演愈烈的今日中国,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韬光养晦与遍佈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於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中共「韬光养晦」的渊源

现在,一提起「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经变成邓小平的专利,而事实上,「韬光养晦」之策并非邓小平的首创,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前苏联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所着《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二○○一年版),收录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政要会谈的档案。透过这些历史文献,毛泽东在面对斯大林的韬光养晦姿态跃然纸上。

任何独裁者都是狂妄的,自以为总是处在「一览众山小」的峰巅.与此同时,所有的独裁者也都是机会主义的,特别是面对更强大的独裁者之时,其低三下四的姿态如同奴仆.

中国极权者毛泽东非常狂妄,看不起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枭雄,也对斯大林对中共内部事务的指手画脚颇多不满,但在中共弱小而苏共强大的力量对比之下,毛在斯大林面前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中共的诞生是苏共扶持的结果,早年的中共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只能唯斯大林的马首是瞻;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得到苏共大量资助,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日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毛泽东一面对斯大林心怀怨恨,另一面在中共七大上宣佈「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极尽向斯大林献媚姿态

中共掌权之初,毛特别需要斯大林的全方位支持,所以更是极尽向斯大林献媚姿态,公开承认中苏关系是老大哥与小老弟的关系.虽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但中苏之间从来没有过基於共同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五十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力量对比的悬殊,苏中的所谓盟友关系,不过是共产帝国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恩赐给后者,后者听命於前者,乃主奴关系的天经地义.

早在一九四七年初,毛泽东就想访问莫斯科,意在争取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但鉴於当时国共内战的前景并不明朗,斯大林拒绝了毛。一九四八年一一月,毛再次提出访问莫斯科,仍然遭到拒绝.为了安抚毛,斯大林派米高杨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月中共派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共掌权后,毛马上提出以元首的身份访问苏联,为了在十二月亲自祝贺斯大林七十岁寿辰。斯大林这才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到达莫斯科,仅仅六个小时后就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斯大林想保留一九四五年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条约,而不愿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所以第一次会谈无果而终,使毛泽东整日闷闷不乐。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会谈,尽管此前毛为斯大林祝寿,说了许多肉麻的奉承话,但在会谈中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新条约,令毛泽东极为沮丧。之后,斯大林避而不见,把毛泽东凉起来,整日无所事事,索性提出到苏联其他地方走走。直到一九五○ 年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与毛泽东才举行第三次会谈,敲定新条约的内容。其中,除了在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时间上作出限定之外(一九五二年年底),其他条款大都採纳苏联的意见,基本保持了旧条约的内容。

在正式协议之外,还有三个秘密协议,完全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霸王条款,甚至「不准许第三国资本或者第三国公民」在苏联控制的远东地区活动。可以说,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基本是毛泽东向斯大林让步的结果。

紧接着,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更是毛讨好斯大林的结果,而且是极为恶劣的讨好:不惜让百废待兴的国家为斯大林的全球野心充当炮灰,不仅让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而且付出了从此与美国隔绝的政治代价.

毛仰视斯大林的例证

最能说明毛仰视斯大林的例证,我还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看到的。在这个记载朝鲜战争历史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中共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俯视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於斯大林,以自我贬低突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多少人因被扣上反苏的帽子而惨遭迫害。而当压在毛头上的共产世界太上皇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毛便开始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由仰视斯大林变成俯视赫鲁晓夫,「小兄弟」肃然变成了「老大哥」。於是,两个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亲密盟友变成你死我活,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中苏双方恶语相向,中方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在对外关系上仍然继承毛的衣钵,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江泽民的大国外交再到胡锦涛的大国崛起,不过是在重复从毛泽东仰望斯大林的媚态到毛泽东俯视赫鲁晓夫的傲慢而已。

二○○七年九月七日於北京家中

今日中国毛派的处境

今日中国毛派的处境

● 最近中共党内民主派和毛派先后发出异议声音,均遭到压制。毛派网站〈毛泽东旗帜网〉因激烈批评中共政策被封。究竟如何解读?

● 被关闭的大陆毛派网站。

随着中共十七大日益逼近,官方例行的舆论战再次展开。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发表了为十七大定调的「六二五讲话」,之后的中共头号喉舌《人民日报》紧跟,连发多篇评论员文章为胡锦涛背书,意在消除党内外的任何杂音,把思想统一到「六二五讲话」上。

中共党内左右派先后发声

然而,中共正统意识形态不断衰落,党魁一言堂的时代也逐渐随之作古,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带来了难以遏制的表达冲动,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尽管现政权极尽打压和劝诱之能事,也无法把中国社会统一到党中央的定调上。

所以,官民之争再次凸显。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和毛派就先后登场。

党内民主派的言论阵地《炎黄春秋》二○○七年七月号推出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敏先生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该文以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关於政治改革的几篇讲话为尚方宝剑,重提一九八七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十三大留下的政治改革遗产。通观全文,作者打邓小平的政改旗号是虚,回归紫阳政改之路为实,似乎是有意在配合田纪云先生对赵紫阳的讚扬。在作者看来,今日中国改革必须改变邓小平的跛足模式,而开启政经平衡的赵紫阳模式。从二十年前赵紫阳启动的党政分开做起,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改的第一位,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各自的职能;具体措施是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於一切」的现行政治制度。

毛泽东旗帜网一度被封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旗帜网」上,发佈了中共毛派马宾等十七名离休部级官员〈关於对山西黑砖窑等问题的认识和关於十七大的建议〉。签名的毛派有原政府部长、原驻苏联大使、原陆军将领等。他们痛陈跛足改革造成的种种弊端,激烈批判邓小平式改革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声言已经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邪路:「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钦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来。」甚至宣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首先,他们要求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允许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其次,他们要求中央领导高举马、列、毛的伟大旗帜,开展对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最后,在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他们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由十七大全体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差额直接选举。

面对左右夹攻,胡温中央的应对方式仍然是左右开弓的打压,不允许《炎黄春秋》呼籲政改和讚扬赵紫阳的文章传播,一度封掉了「毛泽东旗帜网」。现在,尽管这个网站已经重新开通,但那份「建议书」的原文却不见了。

这种封杀异见的作法,近年屡屡上演:

一方面,《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和《冰点》被整肃,自由派文化网站「爱琴海」和学术网站「世纪中国」被关闭;《党史笔记》、《赵紫阳晚年谈话录》、《吴法宪回忆录》等书,不能在大陆出版,只好拿到境外出版;因言治罪,文字狱年年都有。

另一方面,三个毛派网站「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被当局封杀。还有激烈批评大陆改革的郎咸平在上海有线电视的脱口秀节目《财经郎闲评》也被停播。老左派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也不允许在大陆出版,而只能在香港出版。二○○三年,河南的毛派张縴夫等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

事实上,这种左右开弓的打压,并非始於胡温掌权,而是六四后的既定方针。在江泽民时期,一方面是「反自由化」,重点打压自由派知识份子和开明媒体、自由主义网站。另一方面对不认同「三个代表」的新老毛派进行打压,封杀过老毛派邓立群等人把持的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

权力遭遇挑战左右开弓

对此,网上有人评论说:中共政权现奉行的是既反右也反左的「中道」。但在我看来,现政权的左右开弓的实质与意识形态的左右之分无关,而仅仅出於维护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和他们主宰的公共决策。所以,在朝权贵可以在台上大讲马克思主义,但不允许在野毛派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朝权贵。

无论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却是极端功利主义的,只要对政权稳定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

一个文明国家的民间异见,无论左右,他们都有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也不敢动用政治权力对民间异见进行封杀。而在野蛮的中国,只要是批评政府的民间异见,无论左右,都会遭到封喉的共同命运。所以,对於民间而言,左右派的观点可以不同,相互争论也属妪常,但左右民间面临一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中共政权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因此,民间异见群体的左右之争就不是最重要的,而共同争取言论自由权利才是第一位的。

毛派怯懦还落井下石

遗憾的是,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勇敢反抗的人士大都是自由派,他们不但为自由派被整肃而且为毛派被整肃而发声。但新老毛派往往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很少有人敢於公开抗议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在毛派人士因言获罪或毛派媒体被强行关闭之时,那些高调批评经济学家和私营老闆的毛派们大都甘做缩头乌龟。比如,当毛派张縴夫、张正耀因散发拥毛传单而被判刑时,没有一位毛派站出来表示关注;当毛派杂志被取缔,毛派网站被封杀也从未没有听到任何一位着名毛派的抗议声。

更有甚者,有些毛派还专干落井下石的卑劣勾当。比如,大陆的三位着名新左派王小东、黄纪苏和杨帆,他们借官方整肃《冰点》的时机,对自由派知识份子李大同和袁伟时落井下石。在一个座谈会上,他们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於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

三位毛派如此作为,已经远远超出犬儒化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

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於北京家中

毛泽东死忌三十年

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面对今日中国的权钱交易式腐败愈演愈烈,民众在表达不满时常常以毛泽东时代的廉洁为参照系。但这样的对比绝非事实陈述,而是舆论误导的结果。首先,由于中共政权严格限制揭露毛泽东的罪恶;其次,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左派的误导;第三,毛时代的受益者在回忆中大肆美化毛泽东,特别是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基本上是“为尊者讳”的美化式回忆;第四,毛时代的大量受害者仍然心有余悸,大都以“不堪回首”为借口保持沉默。这些因素的合力造成历史的扭曲和空白,以至于,文革后的新一代很难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比如,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前后,胡锦涛率领新的常委会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朝拜暴君的亡灵,媒体上大肆炒作毛的丰功伟绩和亲民作风,凡是与毛沾边的人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除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的回忆和评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毛家人的大出风头: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在毛诞辰的12月 26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之妻居然为毛家生下第四代,也成为媒体报道的小热点。
在这些毛家人和毛家奴的回忆中,除了继续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与中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相配合,意在通过对凡人毛泽东的记忆,在生活细节上神化毛,塑造出“慈父仁夫”的形象。毛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和严于律己,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及其毛时代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了,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而事实上,李纳是政协委员,丈夫享受将军待遇,享有离休干部的公费医疗。毛新宇生子,也要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哪有看不起病之忧。
那么,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本人真的那么干净吗?否!
一 滥用公权力的腐败
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首先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所以,除了滥用绝对权力之外,他根本不用在经济上以权谋私。
(一)毛本人滥用权力,尽情挥霍民脂民膏
如果把滥用公权力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是不在乎钱,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他个人的,要钱有何用!正如《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这样的独裁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而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作为,正是如此。
毛泽东个人的极权式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把中国的所有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统统作为他的滥用权力的工具,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难以精确计算的巨额经济损失,致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最能说明毛式挥霍浪费的实例,莫过于文革时期的毛标志的泛滥成灾,也就是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挥霍无度:当时,一面是开不完的忆苦思甜大会和对艰苦朴素的大肆张扬,另一面是营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的语录、画像、像章的泛滥。1965年林彪主持编辑出版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截至1967年,《毛主席语录》已经印刷出版6.28亿册,几乎人手一册。“毛主席像”印了12.4亿张,接近人均两张。最过分的是,文革时期,大量制造毛的像章,甚至造飞机的上好铝材也被来制造个人崇拜。当时的中国人,几乎家家都收藏了有毛的像章,大城市的市民家庭收藏更多,少则几十枚、多则成百上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做了三十五亿个毛像章。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七亿,平均每人五枚。这些像章,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毛泽东热中,已经成为商家赚钱的畅销品。
营造极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物质浪费之严重,已经到了必须靠中共中央下发由毛亲自批示的正式文件予以制止的程度。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该文件除了空洞的意识形态说辞之外,重点要求不搞形式主义而要讲究实效:1,关于塑像和像章,要求今后造毛主席塑像要严格按照指示办;不要修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2,关于毛的头像,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3,关于效忠运动,不搞“忠字化”运动,“忠”字有阶级内容,不要乱贴滥用;不搞“早请示、晚汇报”,不搞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册》P50)
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让中国陷于盲目崇拜的疯狂和思想僵化的深渊,让国人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二)毛的家人滥用权力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不仅是毛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家人也滥用来自他的巨大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她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毛家的第二代也都年轻轻地就执掌大权,横行于中国大地。
毛与江青的女儿李纳,26岁出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相当少将军衔);后被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处负责人;离开文革小组之后,李讷又于1973年出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同年8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
李纳被空降到《解放军报》进行造反夺权,化名“肖力”。她对可能出现反毛动向的警觉,甚至警觉到荒唐的程度。她对军报的审稿做了荒唐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一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
文革中,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他的女儿肖力也有样学样,在军报内搞起对肖力的个人崇拜。当时军报驻地在平安里3号,家家户户都张贴出大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还专门开辟“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肖力用过的革命物品要展出,甚至她的生活用品也要展出,比如,她的蓝色自行车,她喝水用的大白茶缸,为了展示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
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26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级)、沈阳军区副政委(相当于中将级军衔);1976年,毛远新更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代理人。在周恩来、邓小平都见不到毛泽东的情况下,只有毛远新一人有权与毛泽东单线接触,并代表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在辽宁和北京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
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1964年大学毕业,1973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甚至与毛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滥用权力。与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在文革中的政治风光,已经尽人皆知。此次纪念毛的110年诞辰,谢静宜再次风光、四处露脸。她在每次采访中,都要讲到她与毛的密切关系,讲得两眼放光、情绪激动,一脸幸福的红晕。
另据李志绥回忆说:“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力,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在文革中,毛也利用绝对权力,出面保过前来求援的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个姓刘的女人还因毛的保护而当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见《李志绥回忆录》第三编)
二 毛在个人生活上的腐败
在生活上,太多的人被假相所蒙蔽,把毛坚持其小农式的生活习惯视为生活简朴,但毛的这种个人习惯,非但不能作为其廉洁的证据,反而恰恰是毛式腐败的典型表现:生活上的惟我独尊和随心所欲。
(一)毛的行宫遍布大江南北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二○ 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到1962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竣工。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12天。
1986年滴水洞行宫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二)毛的稿费乃天文数字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所有人的私有财产被剥夺的平均主义时代,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的极权地位使他的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50亿册,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圣经》。所以,在毛活着的时候,他的稿费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三 个人生活习惯的特权化
毛在饮食上的简单,只因为他喜欢吃家乡菜且不愿受繁文缛节的束缚,才没有宫廷式的奢华,但并不等于毛不享有特权。实际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仍然享受任何人难以比拟的特权。
毛嗜烟,就有专门的卷烟厂制造;毛用惯了牙粉而不喜牙膏,就在牙粉厂都被淘汰情况下专门为他一个人保留一家生产牙粉的工厂;毛喜欢睡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出国访问也要将他的大木床装上飞机;毛因怕麻烦而不爱洗澡,就有内侍每天为他用热毛巾擦身;毛失眠严重,内侍就要在他上床后为他按摩并轻轻捶身直到他入睡;毛一烦恼,就要有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以至于他的卫士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毛讨厌自己穿衣脱鞋,就有内侍或护士侍侯。
毛好茶,就有专门的瓷器厂为他烧制茶具和餐具;毛喜欢湖南澧陵的瓷器,就有专门的红色官窑,用最好的瓷土烧出最好的瓷器;毛吃饭用的瓷碗极为考究,重量只有124克,轻而透明。
为了满足毛的嗜好,1975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江西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下达了一项绝密的命令:为毛泽东设计、烧制一套专用瓷器,要求能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要求造型既要美观大方,又要适合毛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图案及色彩要符合毛的思想和情趣。这项工程是最高国家机密之一,是 1975 年头号重大工程,代号为“ 7501 ”工程。
毛只吃活鱼,甚至就在他访问苏联时也要保证他能吃上活鱼。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回忆:“主席去莫斯科的路上就告诉厨师了,到苏联要是送来了死鱼,不是活的,扔出去。这个厨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扔出去,他得听主席的,毛泽东叫他这样做他得做。苏联人送鱼到厨房交给厨师长,厨师长一看,鱼是死的,扔出去,吓苏联人一跳,‘哎呀,这中国人怎么回事,这毛泽东可不好伺候,扔出去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中文,厨师也不懂俄文,请示领导,领导也都惊动了,后来反映说,“毛泽东不吃死鱼,吃活鱼。” (凤凰卫视专题《说不尽的毛泽东》第五集2004年1月7日)
毛喜欢游泳,年轻时畅游湘江就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将其权力野心表露无遗。入主北京之后,他也经常在出巡之时游长江。他要在某地游泳,负责安全的人员和当地官员,就必须事前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侦查沿途风土人情,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他一下水,就有浩浩荡荡的护卫和下属拱卫着,不但众多卫士和卫士长要下水,而且陪同他出巡的公安部长及其地方大员们也都要陪游。负责毛出巡时的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虽不善水性,但为了能够陪毛游泳,就找时间专门练习游泳。
四 毛的糜烂的男女关系
在极为艰苦的中共夺权年代,毛就是中共高官中的性道德败坏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还在狱中时,他已经在928年5月和贺子珍上床了;在延安,为了与新欢江青名正言顺地同床,他就借治病之名把第二任妻子贺子珍送到苏联去治病。
中共掌权之后,在提倡禁欲道德的毛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极端的性压抑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反人性统治的标志之一。然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随心所欲的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
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对中共高干的内部舞会,彭德怀曾提出过激烈的批评意见,引起毛的不满。
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毛与谢静宜、唐闻生、章含之等女人的暧昧传闻,早已在民间不胫而走;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1961年2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李志绥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回忆录》第三编 1966年-1956年,69节)
毛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二奶张玉凤厮混,江青已经很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江要想见毛,只能是或等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
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病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见《回忆录》,第二编 1957年-1965年,44节)
现在的官员们花钱包二奶,固然是一种腐败,还要尽力掩盖,而毛却可以一分钱不花,仅凭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地包二奶和玩女人。
五 惟我独尊的霸道
毛讨厌任何规矩而喜欢随心所欲,其霸道作风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养成了夜里工作和白天睡觉的作息习惯,于是所有人都要适应他的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而他全不顾忌别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尊严。比如,他想谈哲学谈历史,不论何时也要找到陪谈的人,甚至为此而多次派专机接来他召见的社会名流。比如,身在上海的御用史学家周谷城,就亲历过两次被专机运到毛的住地。一次是毛在杭州,忽然想谈找人谈话,就派他自己的专机将周谷城等人接到住地;另一次就更过分,据周谷城回忆说:毛在北京中南海,半夜里忽然想找人谈哲学,就想起周谷城,马上叫人把长途电话拨到上海市委,让上海官员在深更半夜里叫醒周谷城,然后派专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而周谷城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不觉得毛的霸道,反而在回忆文章中一副受宠若惊加感恩戴德的奴才相。他说: “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见《缅怀毛泽东》一书,转自“人民网”毛泽东专辑)
毛常在书房中接见下属,他习惯坐在床上、穿著睡衣、光脚穿着拖鞋发号施令,说话时还要不时地吐痰。他在党的高级干部的会议上讲话,常常以脏话粗话来显示自己的一言九鼎。比如,在1959年的庐山会上,他说:“无非是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都吐出来。”(《实录》P140)最著名的睡衣故事,就是他在其他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心血来潮穿着睡衣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搞得周恩来等高官和毛的内侍们高度紧张,甚至手忙脚乱。为了公开仪式的体面,工作人员不得不给毛披上风衣,以遮掩毛的衣冠不整。
对党内同僚如此,对外宾也如此。
毛从来没有会见外宾的时间表,一切安排全凭他个人的兴致,很多外宾是在吃饭中间或睡觉时,突然接到“主席现在就要见你”的通知。毛也会为了显示其权威而羞辱外国客人,比如,斯大林死后,共产世界的第一领袖的位置空缺,毛的眼里再无令他生畏的红色领袖。所以,尽管苏联仍然是共产阵营的霸主和超级大国,但毛已经不再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放在眼中。为了羞辱赫鲁晓夫,毛居然穿著游泳裤在泳池边会见赫鲁晓夫,还戏弄不会游泳的客人,让内侍拿来救生圈给赫鲁晓夫,硬逼着人家下水。
毛的霸道还表现在他对人的小肚鸡肠上,他对中共高官在历史上反对过他的事情,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也无论这些高官在49年后对他多么驯顺,他也总要在争权夺利中津津乐道,打倒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等人,他都要从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旧帐算起,甚至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记在心上。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谈到他与彭德怀的关系说: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而七分分歧,毛不但举出历史上的“平江起义”、“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 ”、“朝鲜战争” 等大事,也列出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高干跳舞”……等小事,更记恨他的大儿子毛岸英死在了朝鲜。毛在向彭德怀发难时,居然将“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比作自己的两个儿子,他说:“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毛还特别举出一件小事来说明彭德怀对他的不敬,毛说:“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P139,190)
毛具有极度的权力恐惧症,因而他怕坐飞机而常坐火车出巡,还经常臆想出政敌加害于他,所以他常常是行踪飘忽,随时改变。只要他的专列一出北京,沿途所有的车辆统统让路,时刻表也要以他的专列的行程为准。他在专列上睡觉时,停下来的专列的周围不能有任何嘈杂声,可能影响他睡眠的火车、飞机和汽车也都要停下来。毛不愿在外地的泳池中游泳,因为他总是怀疑池子里被下了毒,即便内侍们都安然无恙地试游过,毛仍然不放心。在出巡外地的途中,毛还曾在睡觉时听见房顶的声音,就怀疑可能有人想谋害他,所有的警卫人员就要紧急动起来,遍搜毛的住房和住地四周。最后发现那声音来自一只猫。李志绥医生证实:毛患有受迫害妄想狂症,大概是因为毛迫害过太多的人,所以怕受害者伺机报复。而仅仅为了消除毛的恐惧,就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他的霸道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就在于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滥用一言九鼎的权力。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家中(首发《争鸣》2006年10月号)
(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全文完博讯

混世魔王毛泽东

混世魔王毛泽东

作者题记:本文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原载香港《解放月报》(现更名为《开放》)1988年11月号。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指控我为“黑手”, 这篇文章被作为主要的证据之一,称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并指控文中提的“四个代替”是我的“纲领性主张”。
时逢毛泽东死忌三十年,中共媒体又在大肆怀念暴君的亡灵。故而,特重发此文。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观,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成为一个神秘的人物。因为,在毛泽东生前,中国无人能够对他进行哪怕是猜测性的评价,而他死后,仍然以幽灵般的魔影徘徊于中国大地上。
历史过去后,不会再给人以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使后悔万般,也无可奈何。再也不会有一个毛泽东生于中国土地上,再也不会有十亿人对一个人如此虔诚的相信、如此狂热的崇拜,再也不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声音、动作、文字,能够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毛泽东的生前,无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他死后,也只能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盖棺论定。对于他,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尸的勇气,在对他的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一 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泽东情结”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先天遗传。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愚昧已经到了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成功已经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纪初,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土里土气的农民刚进北京城时,曾受到当时许多颇有声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视;即使他参加共产党后,也一直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直到“遵义会议”,无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长征后的烂摊子时,毛泽东才以他的魄力与冒险精神,征服了这个排挤他的党,并使另一中共强人张国焘被边缘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一个个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毛泽东在“与人奋斗”和做政治游戏时的手法之高明,已达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二 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他不是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否则的话,他不会与苏联决裂,更不会迫不及待地制造“中国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话,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国际地位而去慷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将大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那些落后的国家。
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超级大国的超级领袖,确实是毛泽东的野心。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三 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在国内,从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停地折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开心,直到“文革”达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泽东不仅利用了中国人的愚昧,还利用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无处渲泄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导向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面,而是导向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坏和大毁灭。
“文革”也是中国人生命力的一次爆发,特别是青春的激情和过剩精力,通过无所顾忌的打、砸、抢,也通过一次次盛大的革命庆典,使参与者们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从中感到一种生命力释放的满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虚弱到不敢正视自己的程度。
毛泽东的确有资格去嘲笑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与他相比,确实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处。但他没有资本去与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领袖相比,因为这些人所创造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毛泽东只属于中国,且罪孽深重。在这点上,我以为毛泽东也极为可怜,因为在中国他所面对的对手素质太差,甚至就根本构不成对手。毛泽东与一个总是输给他二十一比零的选手在打乒乓球。这种对抗,固然可以使他飘飘然,但也使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正面价值。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轰动一时的剧目,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四 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但是,对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容易,正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在当代的中国,我以为,难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 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1949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先天性地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没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但是,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但改革以来对毛泽东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专制”的水平上。更可笑的是,人们在对昏君和贪官的否定中都争相标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五 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对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

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与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农业文明,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六 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农生存方式的运动,只能是动乱而不是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打倒一个皇帝、否定一个毛泽东都不困难,人为不行时,还有天助(毛泽东总要死),困难的在于消灭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也就是像早期的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者们,大多数都是骂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对大众,便是一脸媚态,向愚昧微笑、鞠躬。而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站在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人民大众一边,而实际上是想在骂倒皇帝之后自己当皇帝,当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时,自奉为上帝;不得志时,人民是上帝。毛泽东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来奠定其至高权威的高手。
这种把戏中国人玩得纯熟、玩得心花怒放,从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装可谓花样翻新,却永远裹着一个臭皮囊。
“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被誉为改革先锋的人物仍然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写过最最革命的大字报的人把自己标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资派”变成了新时期的“极左派”呀!除了“四人帮”、毛泽东及其少数死党外,其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国人逃避责任、进行自我美化的本领真是举世无双。笔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真该为此而骄傲、自豪和光荣。
类似上面所列举的民族劣根性还很多,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写于1988年10月
── 原载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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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再过几天,就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纪念日,但象改革以来的每一个文革纪念日一样,中国再次出现外热内冷的巨大反差。

中共官方的压制和封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个体的良知匮乏,也不能推卸责任。特别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都不敢面对自己的文革经历,更不愿承担道义责任,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的今天,对这场“浩劫”的全国性反思还未开始。

一方面,尽管中共官方于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拥护。但仅 仅是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把林彪和“四人帮”作为毛泽东替罪羊,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弊端。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 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各种托词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 讲受害经历。比如,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然而,直到现在,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 为借口而保持沉默。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文革回忆录,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 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最为疯狂。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 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标榜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要么诉说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 及自己的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基本不提他们那种“自来红”的特权傲慢,也不提他们造反来自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即 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个体责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责归咎为极少数替罪羊(如四人帮),或者归结为抽象的时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体性。

比如,2003年12月,叶剑英的儿女儿叶向真曾向凤凰卫视谈到过叶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双重身份——中共元帅之女和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 领袖——使她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连她自己也承认那时的她“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但她对自己的红卫兵领袖生涯的叙述,只是极为简单地 几句带过,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她参加了那些造反活动,是否参与过“打砸抢”和“揪斗”,是否 迫害过别人。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狱之灾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 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作为一场全民卷入的狂飚,遭到残害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那么,参与迫害的人数将几倍于被迫害者,却很少有人反省和忏悔。红 卫兵的红色恐怖、造反派的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没见到这些暴行的参与 者的回忆和忏悔。

在此意义上,阻碍国人直面文革灾难的负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参与制造文革灾难的个体不愿面对自己的历史。正是这种不肯忏悔和反省的民族传 统,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间基础。因为在网络时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于反省和忏悔,那么官方绝对无法封锁民间对文革的自发反思。

呼吁当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进行个体性的反省和忏悔,并非是要对他们进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审判,而仅仅是为了:1,还原文革大灾难的真相,并通过还原真 相来总结文革的教训,以避免此类悲剧的重演;2,逐步摆脱那种把所有灾难归咎为外在因素而不愿直面个人责任的传统意识,进而培育一种健全的个人责任意 识;3,把文革这场全民参与的大灾难变成国人的精神财富,通过每个人自愿的反省和忏悔来提升国人的精神素质。

可悲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延续至今: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 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文革的最大祸魁毛泽东仍然是中国的“大救 星”,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高干子弟变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

对于重大公共灾难的参与者而言,当绝大多数个人不愿面对历史真相之时,沉默或说谎的代价将被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负面代价的持续积累就是在积累社会 危机,并把这种危机一代一代地转嫁下去:一代代继续说谎,直到谎言彻底腐蚀了一切,中国人再不知道何为个人诚实和何为历史真相,从而一次次或滥用或错过或 放弃历史的机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开的清算和讨论,浩劫就一直没有过去,只不过变成另一场更隐秘的“浩劫”: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 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

2006年5月6日于北京家中(《苹果日报》2006年5月10日)

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改革以来,尽管,中共官方于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浩劫”,这一定性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拥护,关于文革的记忆和讨论始终没有停止。但是,相对于文革灾难的广泛性、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而言,迄今为止的文革反思都显得过于有限。除了“浩劫”这一抽象定性之外,无论是官方文革史和民间文革史,大都把自己当作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受害者,而不敢面对自己的文革经历,更不愿承担历史罪责。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已经结束四十年的今天,对这场“浩劫”的真正反思还未开始。

一方面,官方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用“四人帮”罪责来开脱毛泽东罪责,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罪恶。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不堪回首”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讲受害经历。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尤以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最为疯狂。但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如徐友渔),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为借口而保持沉默;还有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一说起红卫兵运动,大都沉浸在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怀旧之中。


于是,出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作为“浩劫”的文革,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致使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

比如,王友琴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和学生,在她最新版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讲述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事件;遇罗文先生的《大兴屠杀调查》和章成先生的《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记录了文革中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的集体性屠杀;但在那些决策者和杀人者中,至今无人出面承担罪责——哪怕仅仅是在道义上的知罪悔罪!

红卫兵运动真的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吗?

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不敢妄下结论。我想把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的一段回忆整理出来,也算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另类景观。

2003年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鲁豫对叶向真的采访:《叶向真跌宕起伏的人生》。在叶向真的回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到她自己和叶家的文革命运,但她的讲述也是只讲受难而不讲荣耀,比如,她对自己作为红卫兵运动领袖的经历简单带过,而对叶家人遭到江青迫害的经历则讲得细致入微。尽管如此,叶向真还是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文革细节,今天读来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高级干部都糊涂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那时候也是陪同啊,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像章,大家到处都做这种像章,大家都要,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那些老人,也挺兴奋的,觉得这也挺好,但有一次,因为那时候首都的治安由他管,有一次回来,他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是接见几次,在天安门接见嘛,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很多金条,显然不是个别红卫兵的行为——作者按)

主持人鲁豫疑惑地问:“为什么?”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叶剑英)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抄家时贪图金条的阴暗自私,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

毛泽东要再共产新人,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动用何种手段,意欲彻底改造人性的运动都将以最终的失败而告终。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参与造反、吵架、批斗、打砸抢的红卫兵们,还反复强调当年的狂热是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完全是为了掩盖其真实动机,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为人性中的邪恶成分的尽情发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和舞台,特别是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权力的贪婪鼓荡起夺权争斗的惨烈,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激发出人的破坏性本能,是一系列疯狂而嗜血的暴行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

对于毛泽东而言,要的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他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每个人都自我标榜为毛泽东的忠诚战士,而且是最最最的忠诚。实际上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无论是派别之战还是互贴大字报,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夺取权力,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是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文革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是毛泽东接受子民集体朝拜的地方,也是全民愚昧而邪恶的象征。遗失的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独裁制度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红卫兵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企图夺权的中共高干子弟;而文革结束后,他们大都随着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变成新一代权贵。所以,他们不可能否定红卫兵运动,更不可能反省和忏悔当年的作为。因为,还原真实的红卫兵运动,将对这些人的升官发财形成威胁。

在此意义上,对反思文革的封杀,官方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绝大多数当年的参与者不愿直面自己的文革史,也是重要的原因。

打砸抢中的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爱杀人,也爱金条。

2006年4月29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5年5月号)

拒绝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

拒绝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



藉纪念邓小平歪曲历史

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然而,改革的历史只有二十多年,在许多当年的决策者和亲历者都还健在的情况下,中共现政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歪曲历史。今年八月,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覆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为政治改革提出的七项设想,也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最初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反改革运动的泛滥,保护了党内外的许多开明人士。

然而,被神化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在政治上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为了与华国锋争权,先是为了获得民意支持而肯定「民主墙」,但当他的权力目标基本达到之后,他便翻脸不认人,不顾胡耀邦等开明派的反对,不但下令取缔了「民主墙」,而且逮捕民运先驱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刘青等人。同时,他提出臭名昭著的「四个坚持」,正是邓在政治上的保守,导致了后来他与胡耀邦、赵紫阳的分歧。于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了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引发出一场中共建政之后的最大民间反对运动。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先是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4.26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为了缓解由「4.26社论」导致的官民对立,赵紫阳接连发表「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意欲通过对话来解决官民冲突。可以说,如果按照赵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当时的官民对立,八九运动决不会继续升级。但邓坚持「4.26社论」的错误,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接着,邓拒绝了赵的温和政策?

A 执意动用枪杆子来对付徒手的学生和市民,在宣布军事戒严的同时,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和平年代里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改革的最初动力来自民间

现在,曾经靠垂枪听政且双手沾血的邓小平成了有功于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对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位已经冤死了十五年,一位被软禁了十五年。这样的肉体消失还不算,现政权还要把两位前总书记的名字从历史上抹去。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一九七六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层农村的自治性民主试验的最初发源,绝非中共突发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恩赐,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自觉设计,而是农民的自发诉求及其实践──为了社区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发创造出来的。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当城里的精英们还在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号之时,零星的自发的民选村官的政治尝试,几乎与小岗村的经济制度创新的大包干同步进行。最早的试验发端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时间是一九八○年。因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出现真空,公共管理陷于瘫痪。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出于对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们产生了自我管理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委会的试验由此开始。该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的六个生产队率先行动,每队提名一个候选人,一百二十五户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投票,最后韦焕能以全票当选村主任。显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了农民政治创造力的果实。官方对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规范,更多是出于填补基层农村的权力真空和便于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所做的,不过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肯定了?

讲□□x的试验,随后又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并通过具体法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邓小平用「四个坚持」打压民主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启蒙运动,而官方则不断打压民间的自发启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邓小平是政治上最大保守派

而且,这一切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是对极端独裁及其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思想」;「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邓小平在经济上是「开明派」,而邓在政治上无疑是中共高层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义上,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独裁权力所主导并优先服务于权贵阶层的跛足改革,是无视公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续积累底层仇恨和动乱因子的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一九七九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胡乱捧邓对人民不公平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

中共现政权可以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但民间记忆决不能对这种制度性谎言保持沉默,也无法让真相在民间的记忆中消失,官方越是处心积虑地掩盖历史真相,民间就越要顽强地凸现历史真相。历史真相不仅关系到历史本身,也关系当下的改革现实,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可能有未来;一个只有被阉割的历史的民族,也就只能有病态的现在和未来。

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杂志2004年12月号)

林彪亡于不肯向毛泽东低头

林彪亡于不肯向毛泽东低头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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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延安整风之后,中共高官全部臣服于毛泽东的权威。1949年之后,毛更成爲一言九鼎的绝对帝王。所有大臣——无论资历多老、地位多高——都只能随毛的喜怒而沉沦。在毛的病态权力欲的挤压下,帮助毛整肃过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林彪,把毛吹捧成“人神”的林彪,也终究没有逃脱彭、刘的悲剧命运。

林彪:两面三刀之外,还有起码的倔强和坦率

衆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执掌军权,他便不遗余力地吹捧毛泽东。从60年代的“学毛著运动”到文革中鼓吹“四个伟大”,可以说,林在公开场合对毛的肉麻吹捧,堪称党内高官之最。但在私下里,林对极爲直率地写道:“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 ——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衆,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衆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独裁官场的秘诀之一,便是“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我相信,看透这类把戏的高官,绝非林彪一人;但能够象林彪这样坦白的高官,却是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林彪的个性中,除了两面三刀的阴险之外,还有起码的倔强和坦率,对自己在官场上的两面派处境供认不讳,并能够在毛的高压之下拒绝下跪,而决不象周恩来等高官那样只作不说和低三下四。在此意义上,林彪从毛的钦定接班人到企图谋杀毛的罪人,在与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林比周坦率,也不象周那样迁就毛,更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毛,以自我羞辱来满足毛的虐待狂。这样的判断,也可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的相关记述得到证实。

不批替罪羊——陈伯达

中共9大,林被钦定爲毛的接班人,理应继续紧跟毛。但在1970年8月庐山召开的9届2中全会上,林却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与毛産生冲突。尽管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的替罪羊,但林彪本人始终没有顺从毛,而是对毛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爲人义气。而周恩来再次扮演“爲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在劝说林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

1970年8月23日,中共9届2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又拿出他捧毛的老一套,大讲“天才论”,并把毛吹捧爲“超天才”。第2天是分组讨论,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的共同点是坚持设置国家主席,并要毛当国家主席。然而,25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常的委扩大会议上,毛突然发难,先发出三项指令:(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9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9大”方针。之后,毛又气愤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还当面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9月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送回北京。这是“批陈整风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9月6日,毛在9届2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批判陈伯达的讲话,也就等于公开发泄对林的不满,由此掀起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

不检讨,不落井下石,国庆观礼勉强出席

但无论毛通过什麽方式逼林低头,林也决不亲自向毛检讨。林决不对陈伯达落井下石、也决不向毛低头的倔强,先是表现在他对1970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的晚间观礼的态度上。在中共党内,凡是公开的庆典或集会,谁出场、谁不出场、以及出场的先后秩序,对于每个高官的仕途前景来说极爲重要,特别是在党内斗争极爲频繁的毛时代。一方面,1970年国庆,刚刚开过“团结、胜利”的9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得到了正式确立。此时中共高官们,理应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共度国庆之夜。特别是毛、林、周和“四人帮”,一定要共同露面,以显示党的团结。另一方面,就在国庆前的9月6日,毛正式发动针对林的“ 批陈整风运动”,党内高层斗争已见刀光剑影。所以,如果林彪识趣,必定会利用与毛同上天安门的机会,当面向毛表忠心。

然而,据毛的一位御用摄影师回忆:10月2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的毛、林国庆之夜同登天安门的合影是假的,因爲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城楼上,林来了之后仅仅坐一下,就不知去向。这位摄影师只拍到一张毛与林坐在一张圆桌前的远景照片,而且只拍到了林的侧影,而根本就没有拍到毛、林两人亲密无间的影像。而且,林出现在天安门上仅仅是应景而已。他压根就对在国庆之夜跟随毛同登天安门全无兴趣,更不要说与毛亲切交谈了。在此之前,林曾以身体不好爲由拒绝出席。直到国庆那天,周恩来亲临林彪住处,晓以利害,好言力劝,林才勉强答应出席夜晚的观礼。(见凤凰卫视专题《说不尽的毛泽东》2004年1月.

拒绝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据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李德生回忆:从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召开批陈的华北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爲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爲政委。毛在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李谈了话。

接著,毛又指示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前,周恩来特意带著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看林彪。此行的目的是转达毛的指示,要求林彪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然而,林见到周一行人后,只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周等人回北京后,马上去见毛,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听后大怒,“当面指著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麽。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于《缅怀毛泽东》网路版)

拒绝认错检讨

同时,从1970年9月到1971年8月的将近1年的时间里,毛对“批陈整风”的批示高达20多次。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先后向毛递交了检讨信,毛也多次对这些人的检讨信作了批语。10月10日,毛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多达10条;15日,毛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也多达 12条。这些批语,无论是明确点到林彪的名字、还是旁敲侧击的点拨,实质上都是针对林彪而发的,而且,两次批语的最后1条,又都是“林、周、康及其有关同志阅。”(参见《文稿.第十三册》P126~241)

由此可见,毛让这些人检讨且做出多条批语,完全是爲了给林彪看,最终目的是催促林彪也认错检讨。或者说,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毛一直在等待林主动向他检讨。然而,看到过毛的这些批语的林彪,不仅拒绝主持批判陈伯达的高层会议,而且在毛的多次催促下仍然不主动检讨。正如李德生回忆所言:“从1970年 9月到1971年4月底,7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

毛泽东不满林彪拒绝给他下台阶

对林的提拔、所握有的绝对权力、霸道狂妄的个性……拥有这麽多优势的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林彪竟然如此不给他台阶下。毛对林的愤怒可想而知。毛愈发怀疑林的忠诚也顺理成章。所以,毛终于对林的沈默忍无可忍。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期间,毛对沿途各地党政军要员发表了“倒林”的讲话。毛从他所认定的9次党内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的第10次路线斗争。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爲什麽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9大’路线,推翻9届2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取。”接著,毛直接点了林的名字:“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在1970年8月 23日中共9届2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起先那麽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实事嘛!……什麽‘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什麽‘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麽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4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文稿.第十三册》P242~249)

林彪以尸骨无存的代价,给毛神像撞出第一道裂缝

9月12日毛秘密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对前来接驾的李德生等人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还要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来南口,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政变。第2天就发生了震惊海外的“9.13”林彪事件。再后来,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审阅批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

我相信,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如果林顺从毛的意志,哪怕亲自主持一次批陈整风的高层会议,亲笔给毛写一封检讨信,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作一次检讨,即便林的检讨没有周恩来式检讨的自我作贱,毛大概也不会“倒林”。毕竟,林是毛钦定的接班人,而且刚刚写进党章不久,如果公开打倒林彪,无异于毛的自打嘴巴。也就是说,“倒林”的政治代价之大,毛这样的权术老手决不会不知道。所以,毛即便在南巡途中公开发表了“倒林”讲话,但仍对林留有余地。毛特别提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即便如此,倔强的林彪终于没给毛下台阶的机会,正如他在韩战之初拒不担任志愿军总司令一样。

然而,林彪之死,使毛遭遇到1949年以来最爲沈重的政治打击——不仅是毛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加速了暴君毛泽东的自然死亡,而且使毛的权威开始遭到怀疑,用“五.七一工程纪要”啓动了中国社会的觉醒。

曾亲自引领了捧毛的造神运动的林彪,却在毛的威逼下不得不选择背叛,以尸骨无存的惨烈代价,把他亲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缝。

(2004年9月16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民主论坛》

9/30/200

(林彪亡于不肯向毛泽东低头 全文完博

毛泽东如何抢劫私人财产

毛泽东如何抢劫私人财产

刘晓波(北京)

中共执政后就开始没收私人财产,但是在1953年之前主要针对的是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到1952年后期,全国已经有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中共政权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在完成了“三五反”等暴力镇压和朝鲜战争之后的1953年10月,中共颁布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提出并强调总路线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针对中小型乃至个体的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用强制的方式把这些私人财产收归国有。

经过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的和个体的经济规模大规模萎缩,已经由五十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运输业的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完全国有化”。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经过文革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的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个人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如此专横而野蛮的口号,当时居然能畅行无阻,现在想来真让人匪夷所思。一切拥有私人财产的人,只能别无选择地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国家,而执政党就是国家。

1949年之前,中国有着完整的全国性私营粮食供销系统,中共执政后实行“统购统销”,利用国家财力大量囤积粮食、哄抬粮价,然后命令全国二十三个大中城市同时抛售,一夜之间打垮了全部私营粮商,多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自杀身亡。这个由中共的所谓经济专家陈云主持的“统购统销”的阴谋,被毛泽东得意地肯定为“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

中共的“公私合营”的政策,同样是一种欺骗式抢劫。在中共执政之初,由薄一波主持制定了新税收方案,初稿还算比较公平,对私营经济并没有明显的歧视。但当薄一波把新税率方案报请毛泽东审批时,毛批示道:“公平税赋,实为右倾。”要求薄一波推倒重来,于是,薄只能重新起草厚此薄彼的方案。被毛泽东认可的税收方案具体实施后,大幅度优惠公营而严重歧视私营,使私营业主们不得不放弃自主经营,而主动乞求政府进行公私合营。对这种逼良为娼的效果,毛泽东居然无耻地说:“看来,这些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并不象我们有些同志估计得那么低嘛!”

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之后,中共在表面上给私人资本所有者一部分股份和经营权,而实际上,政权已经基本堵死了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渠道,这样,离开了国家的特许,任何人都无法生产和交易,最后只能乖乖地被“国有化”。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完成,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来临,因为全部社会资源已经控制在中共手中。

那么,中共用强制剥夺的经济资源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错误地参加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在百废待兴的五十年代初,不仅耗费了100亿美元和陪上50—80万条人命,以及“三反”“五反 ”中大量的冤假错案,而且使中国主动关闭了通向自由世界的大门,而一边倒地投入极权世界的怀抱。直到中苏决裂,毛争当世界领袖的野心,因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而严重受挫,才不得不开始联美抗苏。

其次:错误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两大运动所造成的结果是:

    1953-1957(一五计划) 1958-1962(二五计划) 国民收入 8·9% -3·1% 工业产值 18·0% 3·8% 农业产值 4·5% -4.3% 工业和农业产值 10·9% 0·6%

在农民已经苦不堪言的情况下,中共为稳定城市秩序,便从农民手中强行征购粮食,连续几年征购数量超过可出售粮食的8-10%。全国人均消费粮食的数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63.5公斤,农村的人均数量还要低,有些地方低于150公斤。

对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人祸,文革后,许多经济学家在回顾当年的悲剧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薛暮桥说大跃进造成“巨大的浪费和比例失调。”经济学家孙冶方说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大破坏。在大放“卫星”的跃进年代,上报的最高粮食亩产量竟达八十二万四千五百斤。正是这种好大喜功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1200 亿元。

再次:文革所造成的巨大的财产损失。大跃进所带来的大破坏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但是紧接着又来了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和个人财产受损失最大的1966-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比例为: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工农业总产值 100% 90%(-10%) 85.8%(-4.2%) 国家财政收入 100% 75%(-25%) 61.1%(-13.9%)        

仅1967、1968这两年工农业产值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100亿元。据最保守的估计,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财产损失高达5000亿元。职工年均工资收入由1963-1965年的530元下降到1971-1975年的513元。

在文革最疯狂的两年内,已经被剥夺所剩无几的个人财产,进一步遭到野蛮的抢劫,其损失更是难以计算,我们只能从被抄家的惨状中略窥一、二。

1966年八、九两个月中,北京市被抄家者有33696户,被赶出北京城发回原籍者有85198人;抄出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及玉器61.36万件,被没收的私房52万间,这还是大致的估计。上海市从8月23日到9月8日,仅仅15天内,被抄家者 84222户;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上海和苏州被抄走的财产个人没有统计,肯定不会少于北京。北京大红罗厂南巷二十号是黄家的私产,文革时不但被抄被没收,全家九口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五口。今天,黄家的幸存者还在为要回自家的宅院打官司。

另据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回忆,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叶剑英从天安门广场回家后沮丧地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结束后,清场时见到许多金条,显然是红卫兵抄家时,把超到的金条据为己有。叶向真说:“……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

令人更为悲哀的时,参加如此野蛮的抄家行动的老红卫兵们,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几个人肯出来忏悔,反而有些人还强调当时红卫兵造反的“理想主义”和“纯洁青春”。

以上仅仅是毛时代中国人为绝对的个人独裁支付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如果从人的自由、尊严以及政治、法律、言论诸权利被肆意剥夺和践踏的角度讲,“伟大领袖”造就的决不是什么伟大成就,而是举世罕见的灾难和罪恶。

2004年8月14日于北京家中

--------------------------源自《议报》16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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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标志著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的出现,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

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著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著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著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也像中共政权主导的所有纪念中共元老活动一样,仍然重复著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

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肃胡耀邦而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小平又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和平与法治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温和政策,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四.二六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继而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宣布军事戒严,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软禁至今的赵紫阳都不见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著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著,「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著的启蒙运动,而官方打压民间运动(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种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是对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泽东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出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如果说,真有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丛生和危机四伏的跛足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他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2004年8月17日于北京家中

毛泽东如何剥夺农民

毛泽东如何剥夺农民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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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3日讯】中共在执政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所有人的私人财产剥夺一空。全社会的财产集中在执政党手中,每个人的生活资源也就由执政党完全控制了,正像托洛斯基所说的那样:服从者得食,不服从者不得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全部社会财产的国家化是中共的理想,这理想与其说是全部社会财产归全民所有,不如说是归中共一党所有。公有制与其说是每个人都有了财产的所有权,不如说每个人都失去了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就等于中共,中共就等于毛泽东个人。对全民财产的绝对控制,一方面可以形成个人对执政党的全面依附,另一方面可以供执政党及其领袖个人随心所欲地处置、分配和挥霍。这种挥霍还不止是特权阶层的个人生活的腐败,更可怕是为了满足执政集团和独裁者个人的野心和狂想,执政者可以完全不顾人民的意愿和死活,而用全民的财产进行荒谬的劳民伤财的社会实验。

毛泽东曾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问题。而对于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来说,最严重的问题绝非接受洗脑教育,而是被强制剥夺了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土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中国,任何革命或改革的成功都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国共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中共看到了这一点,依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杀福济贫的方式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夺取了政权。中共的阴谋在于,它用抢来的土地收买了农民,让农民帮助它取得了政权之后,立刻就翻脸不认人,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部剥夺。

在中共执政之前的地方割据之时,和在1947─48年被中共占领的东北,中共就开始了以暴力抢劫的方式进行的土地改革,当时的「土地法」已经明文规定无条件地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中共执政后,由于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机器,从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和新的「土地改革法」就更是无所顾忌了。「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土改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如登记财产,划分阶级成分,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征收和分配,占农村总人口40%的人被强行剥夺了个人财产,其中只有极少数所谓的「恶霸地主」,而大多数人都是靠个人的勤劳致富的。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土地和财产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许多地方的中共干部只为了占有别人的房子,就利用职权把不够标准的人家强行划为地主成分(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第二章第一节)。由此可见,滥用权力的腐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即便在中共执政之初的所谓最理想主义的纯洁年代,不受监督的权力已经开始被滥用了。

如果中共真的想废除国民党政权时期的官僚资本和土地垄断,把一些人靠强取豪夺占有的土地和财产公平分配给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如像五十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通过真正的赎买政策),即便在重新分配过程中有某些过激行为和腐败现象出现,也是可以为之进行辩护的,至少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关键在于,中共进行土改,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只是它为夺取政权和执政之初巩固政权的权宜之计,一旦中共坐稳了江山,它就开始全面的剥夺和垄断。

土改刚刚结束的1953年,中共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生产互助合作的决定》,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1956年合作化已经基本完成。紧接著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经过反反覆覆的折腾,到1960 年已经基本完成。至此,中共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无一寸土地属于农民。到文革时期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甚至连仅剩下的调剂农民生活的少得可怜得自留地也被剥夺。在此期间,由于大跃进的悲剧,为了安抚民意,中共间或地实行过「包产到户」等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是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讲,农民的手中仍然没有一寸土地。这种先收买后剥夺的阴谋,只能证明中共是据全民土地为己有的垄断者和独裁者。

全部剥夺农民的土地还不算,为了赶英超美的战略,中共不惜以牺牲全国人民、特别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利益,强行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武器。同时为了政权的稳固就必须首先要稳定城市,而稳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剥削没有任何国家福利优惠的农村来养活享有各种福利优惠的城里人。从1952年1978 年,城乡之间的工农业产值的「剪刀差」为7140亿元,相当于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种对农民极端不公正的歧视性政策,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仍然没有实质改变。现在的城乡差别之大,农民被歧视被盘剥之重,已经成为跛足改革必须面对的巨大危机之一。

2004年8月13日于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8/13/2004 6:32:12 AM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各路毛派借助官方的招魂而大出风头。

向暴君献媚为独裁党招魂

中共现政权及其喉舌展开一系列大规模的纪念,党魁胡锦涛率全体政治局常委,去老毛纪念堂向其坐像三鞠躬,又到瞻仰厅瞻仰毛的遗容,「共同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随后,寡头们又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胡锦涛发表讲话,把一代暴君称为中共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同时,军头江泽民又找到露脸的机会,出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型音乐会;此前,现任常委们也都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实际上,毛仅仅是中共的护身符,所谓「建国有功」,也不过是夺权有功而已,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毛无疑是历代暴君之最,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独裁党如此高规格地纪念毛,既是为了缓解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是胡温体制扩张自身的党内基础的策略。频频利用毛的亡灵来说事,已经成为胡锦涛的家常便饭。

从十年前的毛百年诞辰就知道可以借毛的亡灵大赚的商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把一生致力于消灭商品经济的老毛作为「名牌商品」四处叫卖,引进了商业策划人,以纪念活动作为市场:晚会、出版、旅游、论坛……「涉及金额高达数亿元以上」。第一套纯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已于二○○三年十一月亮相发售,国内绝版发行五千套,每套价二万元,可谓空前规模。还有专门探讨毛思想的「商业价值」的座谈会。近几年靠「卖毛」而名利双全的「新左」们,也觉得毛思想「完全也是支持商业社会和商业人生的」……

由此可见,祭奠毛的亡灵,不过是为独裁党招魂,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壮色,为毛遗产的既得利益者作秀,为资本家们做卖点。在中共政权主导的「政治正确」之下,即便在中共已经否定了大跃进和文革之后,对暴君亡灵的评说仍然充满了独裁式的歧视:能够大声发言者都是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毛泽东和毛时代的无数受害者,特别是死于毛时代的无辜亡灵们及其家人的声音,却完全被排除在评毛之外!

我们听不到在镇反、三反五反中被镇压的人们的呻吟,看不到胡风的家人和上千受牵连者的影像;我们听不到五十万右派及其家人的诉说,看不到大跃进时代死于非命的三千万人的冤魂;我们听不到文革中的无数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回忆,看不到千百万被糟蹋了青春的知青的面容,更不会听到林昭、储安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王申酉……等付出惨烈个人代价的异见者及其家人的声音,甚至连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权争的牺牲品的家人的声音也被压制;也没有对毛泽东深有研究的李锐先生、单少杰先生、高华先生的声音;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长期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毛时代的笔杆子姚文元的回忆录也在封杀之列……同时,近年来打着毛的旗号走上街头维权的弱势群体,非但得不到毛的恩惠,反而不断遭到中共当局的镇压。君不见,扛着毛泽东像上街的辽阳工潮的领袖们已经被判刑,即便身患重病也不允许保外就医。

毛泽东,作为中共独裁制度的奠基者,不论其罪恶多么深重,其思想多么落伍,也不论现在的权贵们多么言不由衷,只要独裁制度不变,中共及其既得利益者们,就要在公开祭奠暴君阴魂的同时,把毛时代的冤魂们封锁在暗狱之中。

毛家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与受害者的禁声失语相反,此次毛泽东热的特色之一,就是与毛沾边的人——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出席各类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他们在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想在生活细节上塑造「慈父仁夫」的凡人形象,意在用所谓的「人间毛泽东」来掩盖其罪行,而全不管毛的行宫遍布全国,毛在紫禁城后宫里的淫荡生活。毛的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李讷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为了力挺李讷的艰苦朴素,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其实她仍然是政协委员,享受高干待遇。

毛家人的不诚实在于:他们并没有告诉国人,毛泽东不仅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让毛家人滥用来自他的绝对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其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

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二十六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级)、沈阳部队副政委(相当于中将级军衔)。一九七六年,毛远新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代表毛泽东出席政治局会议。他在辽宁和北京都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就连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一九七三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毛死后,她也自杀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老毛是如何「严于律子」的。毛的女儿李讷(曾化名萧力)号称中国的「第一红色公主」,年仅二十六岁就被「空降」《解放军报》社,以化名「萧力」来领导军报的文革。她执掌了军报大权之后,为了维护暴君父亲的绝对权威,对审稿做了极为荒唐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它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一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张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同时,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狂热个人崇拜,也被李讷效仿,在军报内大搞对萧力的个人崇拜。当时军报驻地(北京市平安里三号)内,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萧力同志学习!向萧力同志致敬!」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萧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展览室不仅介绍萧力在文革中的「丰功伟绩」,还把萧力的一些生活用品作为重要展品,诸如她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等等,都作为颂扬萧力的艰苦朴素作风的道具。

正如文革时曾任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所言:军报「文革」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突出的乱源是「天上掉下一个毛姑娘!」

之后,李讷又被亲娘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组组长,仅仅为了闹待遇就大耍「第一红色公主」的脾气,搞得钓鱼台十六号楼(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鸡犬不宁。她不但敢于挑战毛泽东的内侍总管汪东兴,弄得警卫二处无所适从,而且她仅仅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敢反复折腾周恩来等高官。

毛泽东的阴暗人格

毛的家人,还想通过血缘记忆来神化毛的人格——不仅是「慈父」,还是「体贴的丈夫」,而全不顾忌毛对女人的玩弄和残忍。毛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及外孙女孔东梅,居然很少提及毛对贺子珍的伤害,导致贺的大半生毫无幸福可言。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好象毛的晚年与张玉凤厮混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也不提子女很难见到「慈父」,妻子也难得见到「体贴的丈夫」。她更不提自己的母亲江青为什么自杀。实际上,作为极权暴君毛泽东,其人格既不伟大也不高尚,反而是极为罕见的阴暗卑劣。

(一)厚黑的毛泽东

毛泽东人格的卑劣,首先表现在最善于玩弄权谋和两面手法。比如,他在言词上把人民尊为国家的主人和奉为历史的动力,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口号把人民捧上虚幻的天堂,而在现实中却把人民置于奴隶地位,全不在乎民众的生命。

在夺权时期,他一面在国统区高唱「自由、民主、多党制」,以便煽动对国民政府的仇恨,另一面在中共统治的地区通过所谓「整风运动」进行斯大林式清洗,把中共彻底改造成毛式独裁党,把他自己树立为惟我独尊的极权者。为了日后的夺权,他一面高喊抗日而反对内战,一面又保存实力而尽量避开抗日的正面战场。为了动员农民和各界名流支持他的夺权,他把土地分给农民,许诺与民主党派分享政权,而一旦掌权,他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全部土地没收,把所有权力塞进一党私囊。农民非但没有得到一分地,反而变成了城市及其工业的供血器。民主党派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权力,反而变成必须加以改造的一群,或变成毛的敌人被整肃,或变成毛的统战花瓶被把玩。他一方面强调贫困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强制推行不公正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靠强权制造出政治身份的绝对不平等,占总人口90% 的农民被城乡隔离制度固定在农村,变成低于城镇人的二等国民,而且还根据政治身份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九种人」作为阶级敌人被置于人间地狱之中。

(二)狂妄的毛泽东

毛狂妄得目中无人,他把自己视为绝对完美的君子和绝对智能的先知,而把其它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于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视为「异己分子」,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毛是无神论者,却自视为教皇,甚至就是上帝本身,并把其它人全都看作魔鬼:或是隐藏着的魔鬼,或是后来背叛他的魔鬼,或是随时可能背叛他的潜在魔鬼。他以自己的价值偏好为唯一标准并强行贯彻之,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的统治。除了不断地制造出阶级异己分子之外,还要不断地对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广大民众)实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观认定的标准来「再造新人」,但是这些被改造者无论怎样改造也无法达标。如果说,阶级专政是对人实施肉体灭绝,那么思想改造就是对人实施精神灭绝。

(三)变态的毛泽东

毛像所有的暴君一样,因对权力的变态贪婪而恐惧和多疑,使人性畸变为多疑、残暴、嗜血,导致了暴力整肃绵绵不绝,直到极权者走进坟墓。他利用绝对权力把病态的多疑和恐惧强加于所有国人,从国家主席到红小兵,无一幸免。在暴君毛的眼中,没有对手,更没有朋友,而只有敌人——已经被发现的敌人,正在被怀疑的敌人和还未察觉的潜在敌人。特别是毛的晚年,患有无限夸大威胁的妄想狂症状,经常处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惧之中,把臆造的威胁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

毛从来过不了没有敌人的生活,所以他从不会高枕无忧,时刻瞪大高度警觉的眼睛,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他找不到隐藏的敌人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因为不制造出敌人,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

通过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政治恐怖,毛把自己的权力恐惧强加于每个被统治者,以此来享受行使绝对权力的快乐。这是极权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极权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把恐惧和施暴作为人生的最大享受。所以,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毛的变态邪恶更甚于斯大林的暴政。如果说,斯大林式清洗大都是秘密警察,以消灭异见者的肉体为主,那么,毛式清洗就是灵与肉双重灭绝。毛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字报、大批判、批斗大会、游街示众、公审宣判,将他要清洗的对象置于全国共诛之和全民共讨之的羞辱之中,既要在肉体上折磨之灭绝之,还要在人格上公开贬低之羞辱之,更要通过思想工作、谈心交心、汇报检讨等方式,逼迫所有人进行自我贬低自我羞辱,让每个人在毛思想对照下,灵魂深处爆发自辱尊严的革命。

这就是极权者毛泽东的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真谛。

毛泽东为中国带来的是灾难

新党魁胡锦涛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实这种「骄傲」只属于独裁党,而和中国人民没有一点关系,因为他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有灾难。毛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极权者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和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超过亿万元的经济损失。对于中国人来说,暴君毛泽东的殭尸一天不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华民族也就一天走不出独裁的阴影。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毛泽东玩弄宪法

毛泽东玩弄宪法

中共又要修宪了,并发出不允许民间讨论的禁令。因为,中国宪法,与其说是国家根本大法,不如说是“党权大法”,甚至就是“党魁宪法”,此次修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老党魁的“三个代表”入宪。正如前两次修宪,是为了把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变成宪法条文一样,比如取消文革中的“四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和“邓小平理论”入宪。八九运动时期,李鹏也强词夺理地用宪法为“戒严令”辩护。

在此种党国体制现实面前,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把“党主立宪”作为政治改革来加以炒作!

“党主制宪修宪”的传统,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一以贯之。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刘少奇就把制宪的宗旨确定为:把中共和毛主席领导下做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因为,党国体制就是纵容党魁无法无天的制度。毛泽东,这位绝对极权者,他“口衔天宪”,金口玉牙,“句句是真理”,他本身的言行就是最高法律,他所做出的所有决策和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完全是无法无天,是权力意志的肆意滥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决不会想到还有一部《宪法》,但在党内权争的某些时刻,他基于斗争权谋的计算,会突然搬出宪法条款,让对手猝不及防。

众所周知,刘少奇借吹捧毛泽东而扶摇直上,力压老资格的周恩来而成为中共的二把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他成为毛泽东要清除的头号政敌。毛泽东为了清除其主观认定的政敌刘少奇,极为罕见地两次用宪法压人。

一次,在1964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在“四清”问题的分歧,刘少奇当众顶撞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会议时,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上来就质问刘少奇和邓小平:你们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不得不向毛泽东赔罪,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检讨。

另一次,1966年年底,中共高层就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出现分歧,陶铸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张“工总司”为非法组织,应予以取缔,甚至不惜镇压。而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和陈伯达则全力支持“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居然越过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签署支持擅自成立的群众组织的五条,还要不要国法?最后,此官司的决断权只能上诉到毛泽东那里。

实质上,支持“工总司”幕后导演就是毛泽东,但他出面表示支持态度时,居然针对陈丕显关于“要不要国法”的质问,援引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款,肯定了支持“工总司”的张春桥和陈伯达,而批评了反对“工总司”的陶铸和陈丕显。之后的1967年,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遇尸骨无存的悲惨下场。

当宪法成为独裁者手中的玩物之时,也就是宪法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之时。

2003年8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观察》首发http://guancha.org(8/22/2003 14:55)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灾难:它是共产暴政实施阶级灭绝的登峰造极,是个人极权的无法无天和多数暴政的疯狂发作,致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遗产遭到空前的大破坏,法律秩序荡然无存,个人崇拜如日中天;最为残暴的是对人的生命、权利和道德的毁灭性践踏,政治迫害之广涉及到上亿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死于迫害的人至少几百万。

然而,文革四十年,境外热议,境内冰冻。事实上,文革结束三十年来,在中国本土,对这场空前灾难的真正清算从来没有进行过。

是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以邓小平为首的重新掌权派,在短期内支持过否定文革和“非毛化”的思潮,但如同邓小平式改革是“跛足”,邓式否定也是“跛足 ”:1,大而化之的抽象性否定而不作具体深入的清算,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否定原则是“易粗不易细”;2,是“伟人犯错误”而不是制度性大罪恶,文革的主要罪责由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来承担,却轻易放过了真正的首恶毛泽东,所以,对毛泽东只能作出功大于过的“三七开”评价;3,是“浩劫”而不是人权灾难,所以,平反也是独裁权力自上而下的恩赐,还要让受害者感恩戴德。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邓小平们来说,清算文革的主要目的有三:1,基于重掌最高权力的政治需要,必须清除坚持毛泽东权威的华国锋集团,以便确立邓小平本人的权威;2,基于重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必须中止弄得民困国穷的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来赢得民众的支持;3,基于掌握权力再分配的主导权,保证否定文革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曾经被打倒的中共权贵。

所以,当邓重掌最高权力,当否定文革和平反大潮使中共获得新的民意支持,当那些被打倒的中共权贵纷纷重新出山,否定文革的政治价值已经最大化了,必须叫停。因为,继续清算,非但毫无收益,反而必将导致邓小平们的倾家荡产。

邓小平们太知道,毛泽东是中共政权的缔造者和象征,他们都是毛的传人和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大受惠者,无论是文革前的阶级斗争还是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只要想保住一党独裁的特权,保住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就必须捍卫毛的旗帜和淡化毛的罪恶。因为捍卫毛就是捍卫邓小平们自己,而彻底清算文革必然导致对毛的彻底否定,也就等于邓小平们的自掘坟墓。

所以,伴随着独裁式经济崛起的政治过程,乃一个接一个的“小文革”。一旦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他就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意识形态霸权封住了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清算。接着他发动“清污”、“反自由化”、罢免开明总书记胡耀邦,直到在首都北京大开杀戒,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并把反对开枪的另一位开明总书记赵紫阳软禁至死。

所以,邓小平的继承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才会坚持邓的独裁式跛足改革和禁言文革,坚持六四定性和镇压民间维权。正是基于对独裁权力的病态敏感,江泽民才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制造又一起人权大灾难;胡锦涛上台仅三年就在政治上急遽左转、制造出近年来罕见的“政治严冬”。

再看那些高举民粹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愤青和新左派,他们无不对毛泽东遗产情有独衷,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具有鲜明的文革特征。而这显然与文革清算的极端乏力高度相关。邓小平式的跛足否定,在轻易放过制度性罪恶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民性癫狂的多数暴政,狂热崇拜、红色恐怖、抄家揪斗、私设公堂、打砸抢、派别武斗、以及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见不到这些暴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

所以,文革反思在大陆的沉寂是官民共谋的结果——首要祸魁毛泽东的画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毛的干尸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而只要文革首恶毛泽东的偶像地位一天不坍塌,中国式文革就一天不会消失!

在此意义上,尽管作为历史大事件的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但作为中国式大灾难的文革却从来没有结束过。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家中(BBC中文网2006年5月15日)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中,受到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开始不断有人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提出质疑。八九运动的惨烈失败,刺激出国内外反激进主义的思潮,甚至把文革反传统、五四运动反传统和八九运动串在一起,同作为一脉相承的激进运动加以批判。

这样的反激进主义思潮,自然也被用于谈论毛泽东和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罪过之一,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他先号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煽动起 “打砸抢”狂潮,对文物古迹的毁坏达到疯狂的程度;接着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水浒》运动”,掀起了对儒家传统的大批判,甚至大批判歌曲的歌词也把林彪与孔子并列,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脸上笑嘻嘻,背后捣鬼计;鼓吹克己复礼,妄想搞复辟!”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颇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根据文革时期的某些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全盘反传统;但我也可以举出另一部分事实,证明毛泽东是传统帝王的典型。事实上,毛是实用主义的权术大师,他对任何传统都采取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反对哪种传统,提倡哪种传统,完全取决于毛的政治需要。


1,把打倒孔老二与全盘反传统划等号,是以臆断来阉割中国的传统,即把儒家仁学作为中国传统全部或主流。而事实上,中国传统远不是士大夫眼中的儒学所能涵盖,因为,儒家传统主要用于规范百姓和读书人,而对帝王和宫廷政治毫无约束力。特别是在制度文明和现实政治的层面,实际上起支配作用的规则,首先不是儒学的仁政传统而是厉行恐怖政治的法家传统,配以纵横士留下的机会主义和阴谋权术,正如鲁迅所言:从仁义礼智信的字缝里读出的只有“吃人”二字。传统帝王们大都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杀戮成性,毛泽东的统治术所继承并发展到极致的,也恰恰是这一点:满口“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以百姓为刍狗”,所以,毛帝王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是人权灾难最为惨烈的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八千万。

2,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中,无论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异族入主中原,抑或是阴谋篡权,新登基的帝王大都要清算前朝。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更是疯狂地掠夺财产和大开杀戒,可谓一路血火。西楚霸王项羽对秦朝咸阳城的焚毁,黄巢起义军之一路血洗所过之处(民间俗语的夸张说法甚至有“黄巢杀人八百万。”),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之大肆劫掠,张献忠之疯狂屠川,太平军之血洗“天京”……,毛泽东象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掌权后便开始对前政权进行最彻底的清算,其财产掠夺之干净、人员镇压之残酷和遗迹毁灭之彻底,不仅与历史上的起义领袖一脉相承,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皆为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毛把传统的皇权至上发展为他个人权力至上。

3,两千多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既是第一次终结百家争鸣的帝王,也是第一个“尊法灭儒”的暴君,并开创了绵绵不绝的文字狱传统。毛泽东正是秦始皇传统的集大成者,毛本人也公开承认“历代都行秦政事”,民间第一次针对毛的自发群体反抗——四五运动——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也是“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毛的文字狱从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他的自然死亡,文革时期的尊法批儒,不过是秦始皇的当代翻版而已。难道源远流长的法家传统就不是中国文化?而且,毛泽东只想留下他一个人的遗产,所以,他不仅用中国的法家传统来否定儒家传统,而且他几乎敌视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文革中毁灭的是“封资修”,就包括中国的、西方的、苏联的。

4,1949年后,毛泽东进行一系列党内清洗,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的毁灭,更是中国帝制传统的当代翻版。翻开中国历史,在残酷的宫廷内斗中,杀功臣和屠高官是中国历代帝王惯用伎俩,帮助秦国变法屠强的商鞅被车裂,为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的韩信被诛杀,明太祖朱元璋对重臣的大规模屠戮,不过是帝制时代大杀功臣传统的最突出的代表而已。

5,在文化兴趣上,毛泽东也是中国传统的迷恋者。他喜欢书法、京剧、古典诗词,写得一手不错的草书,作诗填词也还算入流。从毛泽东的读书清单也可看出,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经典,却对中国古代的典籍情有独衷。他的大书房里,他的那张特大号木床周围,摆放的大都是中国古书,毛最热衷古代史书,特别是对中国帝制政治的百科全书《资治通鉴》最为熟悉。

所以,毛泽东在极权统治上的登峰造极,正如他的夫子自道:马克思加秦始皇。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博讯》2006年5月14日)

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感——

1949年中共执政时,被舆论界反复渲染的一句著名口号,就是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

1996年已经出了第5版的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最有力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才是中共执政后的历史真相。党天下的极权和暴虐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家天下”。

这部文稿显然是经过精心编选的。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只要有心人翻阅一下,就会顿感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自己的个人臆想和好恶,在各种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蚊虫,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具体审判的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言论、措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这枝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老人家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老人家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他也不会放过。他发动的“除四害”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消灭了19.6亿只麻雀……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几亿人口的命运,就被这一个人手中的一支笔决定了整整4分之1个世纪。

当初,毛泽东神化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先锋队的中共,神化先锋队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领袖的个人。当“党天下”取代了传统的“家天下”,党的领袖及其政党成员就取代了传统的皇帝及皇族。“家天下”与“党天下”的不同,就在于二者依据的“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分离,“党天下”是二者的合一。

传统中国的“家天下”秩序,大多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所以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依靠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的“家天下”执政代理人来完成。尽管代表道统的儒生集团只是法统家天下皇权的统治工具,但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多少还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儒生集团也许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是他们所维系的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而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其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分的合一,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执政的官僚集团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 ”。江泽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时代有“江学说”。

从人类公认的人权价值的角度看,“党天下”的统治秩序,即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党人的执政史。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极权统治和人权灾难。中共所进行的“阶级灭绝”,不要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狱”、宫廷倾轧和改朝换代难以比拟,就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的“ 种族灭绝”等等的残酷,也不能与之相比。中共不仅要从肉体上灭绝生命,而且要在尊严上和人格上彻底地摧毁人性。中共对人的公开羞辱,从20年代就开始了;到“文化大革命”,可谓是登峰造极;甚至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之际,中国的某些地方仍然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整治“法轮功”学员,用割掉舌头的野蛮酷刑封人之口。毛泽东时代在工业上和国防上所取得的成就,靠的就是用强权剥夺每一个中国人。

现在,大陆新左派居然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平等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这无异于痴人说梦。难道平等只存在于经济分配领域而与其它方面无关吗?毛泽东时代在政治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遍及每一个家庭的政治身分歧视,难道比今天的贫富差别更平等吗?只因为家庭出身不符合阶级标准,就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尊严上、教育上、工作上……受到全面的社会歧视、乃至连生存权都被剥夺,这样的时代甚至比奴隶制时代还要不平等。怎么可以用对今天的权贵私有化所导致的贫富差别的批判,来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全面不平等进行辩护呢?邓小平时代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不平等的确有违于社会公正,但是难道毛泽东时代的身分歧视就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吗?恰恰相反,今天的不平等,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和经济的遗产所为。没有毛泽东留给中共权贵们的政治特权和巨额党产,今天的权贵家族怎么可能利用特权来肆无忌惮地瓜分全民资产,变成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可以说,用联合国所昭示的关于人的权利和价值的现代文明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缺少平等的国度之一。(2001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